他山之石：美国版的日本禅

玉猴

　　他山之石：美国版的日本禅
　　／白伟玮
　　第一代来美国的日本禅师，除了以散播佛法的种子为主要动机之外，其中不乏对日本禅佛教寺庙的逐渐腐化感到不满和无力。有位禅师甚至说：“我在日本讲褝，听懂的人太少了。”美国这块物质文明丰饶又有文化熔炉之称的佛教处女地，吸引了一些追求改革，想创造日本禅另一个新气魄、新天地的禅师。
　　早期美国人对日本来的禅师，怀有对神秘和异国风味的好奇。他们抱著谦虚学习的态度，对禅师的言行，比较倾向于“先学禅，其他事以后再说”的心理。然而当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开始做禅中心的住持时，禅的神秘性减少了，也许是因为成员们的资历背景相近，对褝的体会及运用，逐渐各自表达出藏于心中已久的疑问及冲突。
　　以下藉由几位美国土生土长的褝师的亲身经验，来了解他们如何面对这些问题。
　　卡普乐禅师(Philip Kapleau)
　　卡普乐禅师曾是国际战犯法庭的记者，194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上课听铃木大拙博士讲“禅”。有个朋友劝他把“禅”变为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之后他到日本学禅十三年，从师于Nakagawa Soen，Sogaku Harada和Hakuuk Yasutani，1965年写《禅门三柱》 (The Three Pillars of Zen)，是由西方人受日本禅传统训练后所写出来的第一本书。1966年在纽约成立罗彻斯特禅中心(Zen Meditation Center of Rochester)。
　　卡普乐开始教禅时，就发觉到美国人跟著日本禅师用日本的语言和习俗，可以行得通，但是如果禅师是美国人的话，就显得很不自然。而由他到东南亚云游的经验，他看到佛法在不同文化里，就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于是他开始尝试以英文唱诵，以较西方式的服饰打坐，让受戒的人有西方式的法名，并把仪式改革成较符合西方的传统。当他把心经转译为英文的想法告诉他的老师Hakuun Yasutani时，Yasutani禅师以为，了解心经的意义是次要的，主要在能唱诵流利。但卡普乐以为心经的原文是梵文，韩国、中国和西藏都把它译成其本国文字；而日本曹洞宗的第二代祖师Keizan把始祖道元带来的中国禅也改变为日本式，自那时，曹洞宗才真正在日本传扬起来。卡普乐自信在日本十三年的苦学，不会使自己把禅的精神丢了。然而Yasutani禅师仍然不同意他的改革，1987年师生两人正式分手，从此不再交谈。
　　Robert Aitken
　　Robert Aitken(以下简称R.A.)，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关在日本的集中营里，读到R.H。Blyth写的《英国文学中的褝》 (Zen in English Literature)深受吸引，至少反覆读了十遍。战后于研读英国文学学位的同时，也开始向Nakagawa Soen，Nyogen Senzaki和Koun Yamada(Hakuun Y-asutani的继承人)学禅。1959年他在夏威夷创立koko-An Zendo，1969年Aitken夫妇本来在Maui岛买个房子准备退休用，后因租他们房子的房客，很多是一些长发、吸食L。S.D。和大麻的年轻人，其中有不少人对打坐有兴趣，于是建立了Maui Zendo这个道场。
　　日本僧团传统模式很著重对某一权威的屈服，R.A.想转换之为“共同管理”。鼓励成员们努力练习彼此的沟通，来消除“自我中心的冲动残渣”；而且要求自己“告诉人们做某些事时，其中要有些实质(substance)，这样假如他们问为什么时，我才能面对他们的挑战。”跟随他15年的一个学生对他的评论是“老师期望开放，但并不表示他很自动就开放了，然而他致力于开放的过程是很明显的。他尽力显示他的人格，向我们显露他的不完美。
　　R.A.强调“我听说因为禅必须建筑于没有对错的基础，所以禅没有道德上的应用(ethical application)。但如果我们不能运用经验中的合一(unity)，来配合所有众生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那么禅只是隐蔽中的一个陈腐的练习，如死亡一般。”他给学禅的忠告是：“禅佛教里，一个精神追求者，倾向于走到山顶上，不只反映在传统的出家制，也反映在僧侣和居士们的癖性－－日本人或美国人都一样－－著『空’，太过高攀‘空性’的价值，而忽略了‘色’。”他相信现代的菩萨要救所有的众生，唯有参与社会运动，特别是激进的和平主义。如他个人参与反对华盛顿州的三叉飞弹，到监狱教静坐，加入Buddhist Peace Fellowship (越南和尚Thich Nhat Hanh创立的组织，曾经活跃於越南的和平运动)，越战期间，辅导被征召以及反征召的年轻人，也出版杂志“妇女和禅－－Kahawai”。他认为“真正禅佛教中心不是一个避难所，而是一种行动力的来源，使有良知的人们能往外参加更大的社区。”
　　对社会问题的关心，R.A。基本上并不要求禅中心的成员也能够和他一样。他的态度可从下面事件了解大概：1965年Yasutani禅师来夏威夷主持禅七，有人问他：“如果我被征召加入越南这个不公平的战争，我应如何做？”Yasutani回答：“如果你的国家征召你，你就必须去。”R。A.后来为他解释时说：“他和任何人都一样，受他自己业力中时间和地点的影响。他生在日俄战争期间，难免受到日本主战热潮的影响。”R。A.有鉴于日本大部分禅师对统治者的忠顺，很早就将活动划地自限，他也绝不主动提出讨论。
　　Richard Baker
　　Richard Baker(以下简称R.B.)曾在哈佛念书，后来在柏克莱拿到东方历史学的硕士，曾经组织几个重要的会议如柏克来诗学会议和第一个L.S.D.会议。有空也去听铃木禅师(Shunryu Suzuki，不是铃木大拙)讲禅。有一天，一个朋友无心的说：“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真的很认真，我们会放下一切，只研读佛法。”他听了，内心如放下了“一千个箱子”，开始定期随这位铃木禅师坐禅。1971年到1983年间，R.B。成为旧金山禅中心的住持，很成功的经营Green Gulch农场，Greens素食馆，和Tassajara避静中心等禅中心的关系企业。他精力充沛，教学、行政和生产一把抓。当时加州州长Jerry Brown和其助手们皆与R.B.密切往来。1983年底，R.B.的婚外情，引发资深成员对他强烈批评，被迫离开。
　　对于外遇，R.B.本身并不认为自己犯了任何错误，他最遗憾的是资深成员们逼迫他离开时的不友善。而禅中心资深成员中对这件事的反省如下：Yvonne Rand(有“禅中心夫人”之称)说：我曾深深期待R。B.是完美的，而且深信他的眼光，但是这样反而帮了倒忙。我们每个人在他身上投资太多，以致于无法看清楚他。”
　　R.B。八十年代时的助手Annie Kotler以为“传承的神秘，强得使我们不能相信自己的知觉判断。我们把对事情的看法都推到这个神秘的权威，把老师的一切当成佛法。……发现老师会犯错及开始信任你自己，是一种解放的经验。”R.B.在禅中心时的指定继承人Reb Anderson说：“刚开始我告诉R。B。，我们不需要有这么大的财产，这么多的钱。但是很快的，我们都受到感染了。因为他使我们相信我们都是菩萨，来做对美国有历史贡献的事。为了有历史性，我们必须扩展、忙碌、加紧进度。”《禅在美国》一书的作者Helen Tworkov针对此事评论说：一个社区中太强调“沉默是金”时，往往使成员们无法充分表达情绪上或心理上真正要说的话。Katherine Thanas-Tassajara避静中心的主持人一提到因为R.B.被迫离开的事，1983年秋天，禅中心决定请专业人员指导社区成员们如何互相沟通，“因为每个人的主要关系都建立在住持身上，而社区成员之间的结合力量，从未发展过。”
　　旧金山禅中心经过R.B.事件后，逐渐走向以“学生”为中心，取代旧有仰望某一大师领导的模式。Noman Fisher-Green Gulch农场的指导老师，也是禅中心的资深僧侣之一－解释道：“以学生为中心的观念，并不表示反对老师或者学生来做所有的决定，还是选择谁做指导老师；而是指老师很密切的观察学生……而不是只注意“法”而忽略了学生…。日本禅中，老师是庙，学生、土地、食物料理方式等等都是在表达这位老师…。这种观念，也许适用于日本社会中下对上的层级从属结构，但在美国则变成剥夺了人们成长的机会。”

玉猴

　　R.B.如今在Santa Fe另起炉灶，另组禅中心Dharma Sangha，成员有二、三十人，大大不如在旧金山禅中心时，有两、三百个固定成员，私人助手就有九位的风光。但是R.B.反省道：“当我在旧金山时，有三、四百人来Green Gulch农场听我讲道。他们有学习的气氛，我也有能力创造这种气氛，但是我发觉很多讯息并没有办法传达。现在我只有兴趣收一些我能够花很多时间在一起的学生……。现在我更尽力于做一个好的老师。我觉得我不是更成功，而只是更努力试著传达更多的讯息，试著明白人们是否了解我在说些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展现佛法，在某一方面来说，我也不是很在乎，我知道我只是试著，而且值得一试。”
　　Bernard Glassman
　　Bernard Glassma(以下简称B.G.)做过航空工程师，从师于洛杉矶禅中心的Taizan Maezumi，接受他的传承。1979年，创立纽约禅社区(Zen Community of New York-ZCNY)。他和Richard Baker一样，生意脑筋很好，精力旺盛，全心全意发展禅中心。他受中国“农禅”的影响，以为修禅的社区，也应该是一个自给自足，以工作为练习修行的社区。1983年B.G.仿旧金山禅中心的Tassajara，糕饼店，在纽约市开了一家制销高级糕饼面包的工厂。社区中的居士和僧侣们都参与工厂中的生产和行政，同时也定期坐禅上课。
　　有人批评他这种做法不是禅，他的答覆是：“通常我们并不给别人机会来帮助我们看自己。如果大家只是来静坐，坐完就走了……。那么我得不到回馈……。做为一个禅师，静坐无法给我们足够的沟通。”“和禅师住在一起，表示修行是二十四小时都在进行。如果没有这种亲近的关系，如何能有真正的修行生活？”B.G。把工作当成一个实验室。根据一个在那里工作了三年的学生描述，每个人时时换不同的部门做事，好处是可以发现自己的潜力，但是效率有问题。而且当B.G。和社区中的“居民”花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于工作时，使得其他的教友觉得被孤立隔离了。
　　对于师生的相处，B.G。有他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做法。他在禅中心的私人房间，允许人们进出。“我要学生看到我最好和最壤的时候。事实上，任何对修行真正有兴趣的人会发现他们的老师是人，你只能面对他或者逃避。”“你和老师越亲近，越难以处理他人性的一面。有一半的机率，学生会离开……要能接受他的人性，所谓的弱点，你也必须接受你自己的……当我们在别人身上发现我们不希望他有的东西时，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面对我们本身也有这些东西的事实。我们选择面对或离开……。每个人都有能力面对，不管他是谁……。我不相信任何师生关系里没有怀疑的时候。”
　　B.G.并不同意禅中心的事物可由成员以大多数票决的方式来进行。他以为“僧团原意是已经开悟弟子们的团体，围绕于佛陀四周……。一个以佛法为基础的社区必须依靠已经开悟的禅师为主要领导。真正要以僧团为决策中心，只有成员皆开悟才可能。”
　　Maunine Stuart
　　Maunine Stuart(以下简称M.S.)1945年在巴黎学钢琴时，读到《东方思想的介绍》 (An Introduction to oriental thoughts)，深被吸引，从此以后，找机会寻访能够教她更多东西的老师。从师于Hakuun Yasutani，Nakagawa Soen和Eido TaiShimano多年。主持剑桥佛教协会(Cambridge Buddhist Association-1957年由铃木大拙，Shinichi Hisamatsu和Elsie Mitchell创立)。
　　M.S.对类似纽约禅社区的“常住”制度，提出一项警示：“褝的训练需要学生们能够依靠自己，而常住制度则使学生产生依赖的心理，加强与社会形成一种婴儿式的依赖关系。”她鼓励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表现禅的修行，不要让自己躲在禅中心寻求心灵上的保护，使得“放下自我”反而演变成一种对老师不健康的依赖。她同意师生之间的关系，可以因一起工作一起生活而变得很接近很亲密的做法，但她也指出每个人需要有自己的空间，需要喘息的时间，把修行运用到世界、家庭和其他工作上。
　　Eido禅师曾是M.S.的老师，也是纽约Dai Bosatsu的住持－－第一间依照日本传统建筑而设立的禅寺。因为和女学生发生性关系及其排斥女弟子的做法，使得M.S.最后也不再和他来往。她说：“师生之间有关性的问题和道德标准无关，不必要设置规定或道德禁忌来阻止这种问题的发生。凡是任何好的，有深度的，强烈的修行所引发的是一种对其他人深深的慈悲感。”她拒绝在政治或道德立场上采取固定或僵硬的解释。她坚持每个人在这一生中必须自己去发觉到底什么才是对你好的。
　　M.S.接受日本禅的训练时，对一些禅师使用很严厉的方式，感到害怕。虽然以后由禅师诚恳的态度中感受到其教学的用心，她内心对这样的教法一直不能释怀。1984年她第一次领导全是女众的禅七，结果非常令她满意，她的感想是“一般以男禅师为首的，使女众觉得害怕；而面对女禅师时，女众觉得言行举止比较不会受到评断。女众在互相扶持时，能强烈感觉到她们自己的温暖和力量。”接下来几年，每年她都会主持两次类似的禅七。
　　当别人问到妇女运动和她的关系，她说：“我并不是真正很激进的妇女运动者……。我看到别的妇女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或被侵犯时，我不能因为自己没有那些经验就袖手旁观。我觉得自己同样身为女性，必须为她们辩护，这不是反对男人，只是想增加彼此的了解。”
　　Helen Tworkov在她写的《禅在美国》，很明白的指出美国禅要能够和基督教、犹太教等的传统较量时，必须对金钱、性和权力等十分难缠的问题提出深入的探讨。而禅要融入美国系统中的民主制度，且不伤害到师生之间特有的亲密关系，也是每个禅中心需要努力的方向。
　　讲于美国洛杉矶法印寺，承白芳英小姐整理录音带，谢谢。)
　　(1990.6.《新雨月刊》第3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