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也需要引入竞争机制

敬言

　　乌鲁木齐市政协十二届一次常委会议近日审议通过《政协乌鲁木齐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管理办法》，对履职不合格的政协委员做出罚则规定。据此管理办法，委员没有请假或未经批准缺席一次全体会议，届内累计三次没有请假或未经批准不参加政协组织的活动，两年内不反映社情民意、不提交提案，有上述情形之一的，由分管副主席对其进行约谈，并收到书面告诫，如不改正将被劝退。
　　对履职不积极、不合格的政协委员予以告诫、约束，直至正式劝退，这在全国尚不多见。去年12月，广州市政协根据平时考核，对100多名经常缺席政协会议、调研活动的政协委员提出“不留任”建议。相较之下，乌鲁木齐市政协通过《办法》，明确了劝退履职不合格政协委员的具体条件和操作办法，比广州市政协提出“不留任”建议更规范，更具约束力和可预期性。
　　政协委员是否按规定参加政协会议、调研活动，是否反映社情民意、提交提案，对人民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职能，具有直接影响。以此，为政协委员参加政协会议、提交提案等履职行为制定基本标准，并明确相应罚则，相当于通过约束手段，推动政协委员就履职行为展开竞争，令履职不积极、不合格的委员面临被劝退的压力，形成某种优胜劣汰的机制。这将有利于激发委员履职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强政协组织履职的实效。
　　两年前，深圳市在全国率先试行通过选举产生政协委员，首批选举产生了10名市政协委员，包括深圳市律师协会选出的6名律师和注册会计师协会选出的4名会计师。按政协章程及有关规定，政协委员的产生，传统上是一个协商的过程，深圳的实践表明，在协商过程中加入选举的成分，可强化政协委员产生程序的竞争性，使政协委员在“入口”就面临一定“竞选”压力。进而言之，这种压力还可以传递到委员履职过程中，转化成为委员履职行为的竞争；如果再像乌鲁木齐和广州那样，通过约束手段推动委员就履职行为展开竞争，两种压力相叠加，竞争将更加激烈。
　　“二战”后，世界上主流的民主理论把民主主要理解为投票、选举、立法的程序和过程，忽略了民主决策过程中个人的价值观和意见的独特性。另有一些学者提出，发展“以对话为中心”的协商民主，来弥补“以投票为中心”的选举民主的内在缺陷，使包括普通民众和各界精英在内的社会成员能通过自由平等的对话、讨论、协调，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一般说来，选举民主重在投票、选举、竞争的程序和结果，协商民主重在投票、选举、竞争之前的协商、博弈，通过充分协商来加强交流、修正偏好、达成妥协；选举民主重在动员和吸收公众的广泛的政治参与，协商民主则重在充分发挥各党派、各界代表人士特别是各界精英的作用。
　　借用这种分析模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实行选举民主的主要载体，人大代表通过选举产生，人大行使立法、监督、决定重大事项等权力，主要是通过投票、选举的手段来完成；政治协商制度是实行协商民主的主要载体，政协委员主要通过协商产生，政协组织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主要通过调研、沟通、对话、协商等手段来完成。从中国实际情况看，如果说人大制度中的选举民主可能存在协商不足，那么，政协制度中协商民主存在的选举不足、竞争不足的问题更大——常见的情形是，有人参政议政能力很强，却无缘进入政协，有人仅因身份显赫就被拉入政协委员行列，在参政议政方面难有像样表现。
　　所以，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也需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在政协委员产生过程中发展选举民主、在政协委员履职过程中实行优胜劣汰，不断丰富、完善中国协商民主的内容和形式，推动民主政治迈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