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农民工”

敬言

维特根斯坦曾说，“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可“农民工”这三字，不一定能说清楚，但又很难保持沉默。
这些天，“农民工”频频进入公共视野：农民工买车票难，农民工讨薪难，农民工当代表委员参政议政，各级政府关怀农民工……再过几天，说不定还会有农民工上春晚，农民工喜气洋洋过大年等。这些，是日常的也是世俗的生活图景。
与此同时，作为一种语义的“农民工”，也成为舆论的议程。先是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表示，“农民工”称谓本身就带有歧视色彩，呼吁社会慎用。后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宣布，广东将加快研究并适时出台取消“农民工”称谓的政策措施。
两位省委书记，一个代表农民工输出大省河南，一个代表农民工输入大省广东，不约而同地表态要取消“农民工”称谓，自然引起舆论关注，海外媒体也表示了浓厚的兴趣。接下来，就等着看下文，比如，取消之后用什么样的替代词，具体措施是什么。
要说明的是，此前一些城市作出过类似尝试，比如东莞叫“新莞人”，深圳叫“来深建设者”；此外，媒体还建议用“新市民”、“新型合同工人”等。但这些尝试当时就不被看好，一些论者认为，称谓的改变只是一种外在形式，关键还在于农民工是否能和城里人拥有同等的权益，包括孩子教育、医疗和福利等。现在同样也出现了类似的声音，有论者提醒农民工融入“不只是改称谓”。
深圳当年通知媒体使用“来深建设者”时，我也是大不以为然，情急之下写出一篇三千多字的评论发表在《联合早报》上，呼吁还农民工实质自由。事隔五年后，尽管深圳的媒体还是用回了“农民工”称谓，但我的观点有所坚持也有所变化，坚持的仍然是实质正义与权利部分，变化的则是看到了决策层面为改变这一称谓而作的改革与努力，比如，更加重视社会建设，在保障权益、拓宽上升通道方面，加快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步伐。
正是因为有这些制度层面的努力与改进，所以，“取消农民工称谓”就不能再用一个“只”字来设定前置条件，它是一种理念与导向，或者说是一个努力方向与步骤，并非满足农民工实质正义的所有充分条件。当年“臭老九”的称谓让很多人不舒服，现在没人在意它了，原因就在于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剥离了其中的单一身份色彩。
一个称呼的改变，意义不在于消灭或者替代这一词汇，而在于改变或者转换这个称谓中的单一身份标签，淡化甚至抹去其中的歧视、贬损成分，丰富其权利内涵，让“农民工”称谓更多元，更富有人的共性，更具有平等的价值———尽管这条路很长很长，但总得有人先走，一步一步走，这就是我对呼吁“取消农民工称谓”的理解。

彭康华

这就是我对呼吁“取消农民工称谓”的理解。

红袖添香、

已阅！！！

应闪人

最该感谢的就是他们

老猪

想找不是说要取消农民工这个词汇吗？

饶为市

先有民工，再有农民工，然后有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