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时代背景。 谈到时代背景,我想先来谈谈我们身边几个颇有影响的城市,恢复历史名号的成功案例和历史思考。 2010年12月1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节目后的天气预报中,“襄樊”被改为“襄阳”。 襄樊建市于1950年,由当时襄阳县的襄阳与樊城两镇组成,198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对于襄樊更名为襄阳,数年前民间就已开始热议。据悉早在2001年,多位学者讨论“襄樊何不称襄阳”的文章也见诸报端。2007年起,襄樊市政府正式启动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的调研论证工作。 “十年磨一剑”,经过长达近10年的奔走与努力,襄樊终于更名为襄阳。历经60年的“襄樊”终于让位于有着2000年历史的“襄阳”。 名正则言顺。襄阳是诸葛亮的“躬耕之地”,正名襄阳市后,以隆中为龙头的三国文化旅游区成为了襄阳“十一五”时期旅游优先发展区域和项目。以国家4A级景区的古隆中为龙头,打造“智慧之父诸葛亮”品牌,建起“三国旅游链”。 关于荆州市名的更改和恢复的历程更是令人反思。 荆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周平王三十一年(前740),楚君熊通自立为楚武王,东征西讨,最后死于伐随途中。公元前689年,其子熊赀继将都城从丹阳迁至战略要冲郢(即纪南城,位于荆州城北5公里处),并采用板筑法建起高大而坚固的城垣。楚文王继承乃父遗志,尚武强国,很快便灭掉了息、邓、申、夔诸国,扩充了楚国的版图。楚都郢(即现荆州)作为楚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长达411年。
千百年来,一鸣惊人的楚庄王,量入修赋的楚康王,水淹纪南城的孙武,“白衣渡江”袭荆州的孙吴吕蒙,大意失荆州的刘备关羽,都在这里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数百年。 此地1949年7月成立荆州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治江陵县荆州镇。同月,析江陵之沙市建市,属省辖市。1955年,沙市市划归荆州专署管辖。1979年,沙市市复为省辖市。1983年划出荆门县改荆门市,为省辖市。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荆州地区、沙市市,合并设立荆沙市,潜江、仙桃、天门三市划出为省辖市。1996年11月20日,国务院批准将荆沙市更名为荆州市。 1994年成立荆沙市时,当时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从此改名失荆州》。文章表达了对改名荆沙市而没有取用荆州之名的无限悲哀和深深遗憾。幸好在1996年恢复了被改掉两年的“荆州”之名,一座具有数千年文化历史的古城之名得以保全绵延。 再说说另一座城市的易名,与我们有点想像。只不过,他们是以山为名,而我们是以镇为名。我觉得都是不可取的。1987年,安徽省徽州市的徽州地区被命名为黄山市。徽州古称新安,宋徽宗宣和三年,徽州之名由歙州诏改而来。以黄山山名取代了徽州地名,是在中国地图上把一座历史名城给抹掉了。此外,江苏省淮阴市改为淮安市也颇受诟病。还有令人不可思议的例子是辽宁省铁法市为了发展本地旅游而更名为“调兵山市”,其理由据说是金代名将金兀术曾经在该市境内的一座山上调兵遣将,这也在一时成为人们的谈资。可见,一个地方,一座城市更名不慎,将直接影响地方道德文化、精神文明、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七秩龄童先生在谈到确立武穴市名的时代背景的时候,罗列了许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武穴集镇和武穴码头的繁华与卓越的人为印象,佐证武穴的区位优势和经济实力成就了它成为市名的先决条件。我觉得理由很空洞,没有说服力。说来说去,还是说武穴是个码头,很有名气。然而,这沿江的码头很多,也没有见过那个城市将码头名字确立为市名。就像不可能随便将出名的站牌名确立为街道社区名一样。不过,这这部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先生很客观地写了这样一段话:县改市时,并不知会建京九铁路,更不知有高速公路和近年才知道的“高速铁路”。这段话表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深水良港正值红火,京九铁路、沪蓉高速尚未提上国家议事日程,所以,当时定市名武穴是恰当的。 当时是恰当的,那现在还是不是恰当呢?当时是合理的,现在还是不是合理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个名称的改变就是一段历史的断裂。因为没有站在文化的角度去反思,没有站在人文的层面去论证,没有站在历史的高度去思考,到现在才会留下“当时我们不知道深水良港还会有不良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京九还会通铁路,我们不知道沪蓉还会有高速”的遗憾。 对于繁芜的城市改名理由,许多专家提出,地名具有社会公共历史文化产品属性,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一旦更改,历史事件、典故、文化就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淹没。中国品牌网专家组成员绍兵则更明确表示:“如果城市更名后弱化或淹没了原有的文化就得不偿失了!”我想广济更名为武穴,就是对我们原有文化的弱化和淹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