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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济县建市定名武穴的拙见
作者【七秩龄童】
1、历史背景:武穴曾是省辖镇。从1853年后设立的中央和省级管理分支机构即有:盐务稽核局,规定汉口至九江间的淮盐概由武穴供应;厘金局,规定长江上下水船只均需停泊武穴港交纳厘金(即交税);增设外轮停泊码头,增加过境外轮停泊泊位;等等。商业上除有以徽帮为首的七大商帮和以宁波帮为首的十小行帮云集外,停泊武穴的商轮达30艘以上。到清末,武穴芋麻转口年达30万捆,国际上除承认武穴有“麻市”的地位之外,商人俞希衡还赢得“麻王”的桂冠。开业于1840年的武穴名店椿茂南货号,到民国初年己是拥资百万银元,商业网点触角远达湘、鄂、赣、皖四省的名店。据1910年《湖北官报》武穴有:“轭赣鄂交通要口,水陆四通,商旅辐辏”的称道。故此,民国初年即曾列入孙中山先生计划的长江中游商埠开发的计划之列。到抗战前的1935年,商业营业额达119万银元,超过沙市、武昌、宜昌、黄石,曾列居除汉口之外的湖北省六大商埠的首位。由于武穴从从清末开始即在全省县级市镇里独占鳌头,名气己远大于梅川,也比“广济县”名的知名度高。须知:县改市的争报单位不止是武穴独家,在群雄角力中,广济想易县为市,作为策略,先提有历史荣誉的“武穴”作为市名,先占天时之利,可以摄服兄弟县,也容易为有决定权的上级接受。
2、时代背景:县改市前,我是县人大常委。从有利于经济建设的现状看,到1988年,广济县治由梅川移到武穴己35年。要将县城搬家的主要原因就是伴近长江这条“黄金水道”。经过35年的发展,尤其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武穴作为广济首镇,己稳居广济经济建设的龙头地位。县改市时,并不知会建京九铁路,更不知有高速公路和近年才知道的“高速铁路”。其时,长江航线仍是中国东西交通的大动脉,而根据市发展规划,建设中等港口城市,仍是当时的唯一理想。这一“港口城市”的目标,当然指的是“武穴港”,而不会有人想起应为“广济港”吧。何况其时从上海到重庆,整个长江流域,每个港口每天都会出现“武穴”港口之名,而无有“广济”港口的容身之处。再多说一句:当时,无论是广济本县人,还是从蕲春、黄梅、阳新、端昌人经由武穴到外地去的人,从无人想起过:这趟出门是“从广济县城搭大船出远门”,而异口同声说的是“到武穴乘轮船”去上海或是武汉。因此在考虑县改市用名时,无论谁都不会把“广济”作为市名摆在优先于“武穴”的地位。在这方面,即用“武穴”作市名,占有无可取代的地利条件。
3、思想意识:广济县名始自唐明皇由开元改年号为天宝的742年10月27日(夏历十月廿四日)。广济乡人与“广济”二字打了1245年交道,尤其是对“广济”二字撷自佛家“法力广大,普济众生”的文化底蕴具有深厚的感情,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县人反对用“武穴”二字作市名,窃以为主要还是看不起商人和商业经济,总认为那不过是些“奸商、暴发户”,吃肉骂娘,对武穴的发展看不顺眼。上纲上线,查到思想意识上来,还是正统观念和轻商观念作怪呢。可以举例:原来武昌人是看不起汉口人的。武昌人批评汉口人开口“巴妈养的,没教养”。现在武汉人看不起扩大了规模的武汉市,说是“居家从窗户口往外倒垃圾,真不像(城里人)味”!“那是农民街,(开的)馆子赃死了,么人敢进去吃!”不主张用“武穴”二字作市名的人问:“用武穴二字作市名的文化底蕴是什么呢?我怎么答复人家的问话呀”。其实,“武穴”用名二字出自明代,于明季时,广济文化人成堆,那时极进究“必也正名乎”的,用“武穴”作镇名,岂会象现在开个餐馆用什么“好再来”一样,随便安个“阿猪”、“阿狗”了之的。这只说明对“武穴”二字的文化底蕴深入挖掘不足,也是思想宣传工作没有跟上去所致。至于有人说“武穴”二字用作市名容易产生“那东西”的联想,谁教你联想“那东西”呢!比如“汉口”二字,也容易产生“这东西”的联想呀 ,为什么没人提它呢?总之还是正统观念作怪。
孔子说:“功我也春秋,罪我也春秋”。这篇《广济县建市定名武穴的拙见》出笼后,恐怕也有“功我也拙见,罪我也拙见”的后果。请批评。
注:本文作者应我之邀执笔,详解当初建市易名之渊源。受益之余特向作者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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