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转过来慢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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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得利益者：不动你们的奶酪还会有中国的前程吗？（二）


    人类历史是一个从蒙昧到文明的发展史，在这个进程中，无论出现过多少帝王将相、英雄豪杰，都不能改变社会经济利益由高度集中于最上层统治者的状态，向利益相对均衡化、平民化方向转移的趋势，这种趋势，在人类获得了社会财富可无限增加的现代生产方式（纯技术的）后，一直会进行到物质资料的极大丰富化，从而基本实现可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社会财富分配的均衡状态，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


    把这个历史放在文明史观的角度来解读，我们就会发现，人类社会就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增长，一个由蒙昧组织向理性组织演变的过程。生产力水平的日渐发达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均衡化、社会组织的理性化交织在一起，三者之间相互依存，共主人类的历史。


    一. 对社会生产力的最新解析


    在上述过程中，众所周知，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是社会生产力。但是近代以来所有的思想家都把社会生产力解读为不同生产工具的社会表达形式，从而将社会区分为石器时代、金属工具时代、机器大工业时代以及被当代思想家所称谓的微电子时代或后工业时代。而这种区分，并没有触及到社会生产力的精髓和实质。


    深海岩石认为：迄今为止社会生产力不同发展阶段的本质区别是：第一阶段是获取型生产方式（纯技术的，下同），即从自然界中获取现成的生活资料。采集和渔猎就属此类生产方式。除了使用简单的工具之外，这种生产方式和动物的本能并无太大的区别。


    生产力发展的第二阶段是循环型生产方式：人类控制了生活资料形成的全部过程，农耕和放牧就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形式。在这个阶段，人类生活资料的取得已经不再依赖自然中现成的东西，而是终于获得可远离自然界而实现自给自足的能力，这标志着相对独立的人类社会已从自然界中分离了出来。但是这种完全控制生活资料形成全部过程的生产方式，使社会走向了封闭和停滞状态。日出而作、日暮而归、春种秋收、四季轮回的小农经济将社会造就成千年不变、往复循环的封闭系统，它成为封建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基础。


    生产力发展的第三阶段是成长型生产方式，即社会系统不断地涌入新的信息流：也就是科学的新发现和技术的新创造。这种新的信息流使人类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不再固定化于某种状态，而是不断革新、不断优化、不断创造出效率更高的生产工具来，一方面使劳动生产率无休止的提高，另一方面使新的产品、新的生产领域无休止的被开辟出来，从而使人类社会进入了持续快速成长的新阶段。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社会面貌就会发生面目全非的变化，人类的未来具有了无所不能的可能性。


    这种不断引入新的信息流、不断打破常规、推陈出新的革命性生产方式，需要社会系统不断地进行自身的调整和优化来适应其发展变化，因此，社会系统包括国家政权的职能和结构，都必须处在自我更新的变化和调整中。现代社会，必须具有自修正、自优化和自革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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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国间的较量：被导师们忽略的社会动力！


    当今世界就是被成长型生产方式所牵引的列车，但是由于世界是由许许多多的国家组成，哪个国家能够更好的驾驭成长型生产方式这种奔腾呼啸的社会生产力，哪个国家将在此消彼涨的国际较量中赢得先机。


    自从诞生了国家这种政权工具，社会就形成了稳定结构，尤其是对中央集权的国家来说，统治者控制了社会上占绝对优势的暴力资源，在一般情况下，在封闭的社会体系中很难出现颠覆性的动乱，并使原有政权瓦解，除非原来的政权已将大多数社会成员逼迫到生不如死的地步，才会出现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陈胜吴广、古罗马斯巴达克起义那样的情况。


    但是这并不是政权更迭的唯一方式，更多的政权更迭，起因并不来源于内部，而另有两个原因：1、外族入侵。2、在多国共处中，一些国家强大了，一些国家衰败了，衰败的国家自行崩溃。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所以会出现社会进步，并不完全决定于社会内部矛盾的推动，更重要的原因是世界太大了，容纳了众多相互竞争和对抗的国家。如果地球的表面积只能容纳一个可由冷兵器来维持统治的国家，其稳定的政权结构，将使社会的进步变得非常困难。


    把社会进步的根源归结为内在矛盾的作用，是牛顿力学思维方式的成果，而量子力学的新发现，使我们看到了相互作用的普遍性、和事物发展的或然性。一个原因必然导致一个确定结果的经典力学的思维方式，已不能对人类社会进行准确的说明。


    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世界由众多国家所组成，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国外有国、天外有天是最真实的存在。即使一个国家的政权结构非常稳固，任何来自内部的敌对势力都不可能将它摧毁，仍不能保证这个政权就会长存不败。在国际空间里物竞天择的自然淘汰中，只要在国与国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这个政权就不可能长盛不衰。


    量子力学所推动的科学进展，使我们在认识论上完全可以超越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使我们认识到：人类社会的进步，至少来源于两个动力：一是社会内在生产力的发展，二是国家间的竞争、对抗的相互作用。如同量子力学所揭示的波粒二象性。它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真实的世界。


    几百年来，世界上原本相互隔绝的各个文明版块逐步一体化，世界进入了众多国家相互碰撞的历史，这种情况与我国春秋时期颇为相似。各国的版图、地位、势力范围在各个国家实力的此消彼长中发生着变化。


    冷战结束、911事件、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将这些历史事件看作一个结点，从此而后，世界的主要国家将进入积聚内力、暗中较劲、以谋后发的历史新时期。这种情况与中国的战国初期极为相似。


    今后N年内，世界历史将发生类似于战国后期那样前所未有的惊天动地的变化，世界将在大国的较量中最终完成统一！中国未来的走向是盛是衰、是存是亡，将取决于从今而后几代人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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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定的政权结构不是国家的护身符！


    国家是民族生存的家园和土壤，每一个爱国公民都希望代表自己国家利益的政权能稳若磐石，建设结构稳固的政权，是国家大局的需要。中国目前的政权结构，是国家机器极为庞大的超稳定结构，但是，为这种超稳定结构的政权所支付的成本也非常之高。


    然而，在我们所处的国外有国、天外有天的国际环境中，政权结构的稳定性不能成为国家的护身符！只有两种力量可以使中国立于不败之地：一是万众一心的国民意志，二是让别国望尘莫及的国家效率。靠第一种力量，贫弱的新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战胜了比自己强大百倍的多国军队。靠第二种力量，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经济成就。有此两点，中国将千仞无阻、万劫不惧！


    虽然30年来中国经济成长迅速，但是，伴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增大，国民收入的分配越来越向近权者集中，曾经支撑中国千仞无阻、万劫不惧的两种力量正在渐渐丧失！贫富差别的扩大、近权者获得了比其付出的辛劳大得多的社会财富，已伤万众之心。尽管新一届的国家领导推行亲民政策，让千万个深处社会底层的家庭感受到了温暖，让无数一心报国的热血男儿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让本来倾慕西方生活方式的众多青年重新挥舞起爱国的大旗，但是扶贫并不等于服众！当买不起房的广大民众看到信阳国土局官员们的豪宅；当一个月仅靠几百元的养老金维持生活的退休工人，看到周久耕嘴里千元一条的香烟和腕上价值十万元的手表；当住在简易房里的灾民看到同属灾区的绵阳市法院，耸立起可与某豪强之国的国会大厦相媲美的宫殿般巍峨建筑；当余震还在颤抖，国家总理就来到了残垣断壁边，站在瓦砾堆中指挥救人，激起了亿万民众的爱国激情，多少生活并不富裕的人们节衣缩食把自己的工资寄给灾区，谁曾想在北川县政府的机动车采购清单上几乎全是国外品牌的豪车……用什么去抚平老百姓那颗受到伤害的心？


    有一种理论认为，只要使老百姓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就是不触动即得利益者的利益，群众的满意度也会上升，这种理论是对社会现实的误读！如果国家的政策仅仅停留在扶贫济困上，而对社会的不公却望而怯步，对“五蠹之虫”产生的土壤不敢铲除，被亲民的国家领导人感动的亿万颗心就可能黯然落泪！那样的话，中国还会有什么？不仅会涣失万众一心的巨大凝聚力，还会因为国家机器的贵族化须支付越来越高的成本而丧失国家效率！中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还会有优势吗？


    四、历史上的变法与革新！


    国民收入的分配，是一个贯穿人类文明史的社会核心问题。每一次社会进步都和国民收入分配模式的变革有关，中国历史上的商殃变法，就是一次国民收入分配的变革，作为领主奴隶制的井田制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将土地论功行赏,并可以自由买卖的小农制。商殃变法触动了领主贵族的利益，虽然他惨遭车裂之刑，死无全尸，但他功盖千秋！他推行的政策激发了社会生产力，使秦国成为战国七雄中的最强者，最终完成中国统一的大业。


    在中国的商鞅变法2000多年后，世界历史也非常巧合地进入了全球性的新战国时代，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发生了持续不断的类似于商鞅变法那样的事件。


    在马克思所处时代，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对立已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工人阶级的绝对贫苦化，在许多资本家的描述中得到了无可否认的印证，如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鞋厂监工这样描述他手下的工人：“让一个身强力壮体格健全的18岁小伙子，在这里任何一架机器旁边工作，我敢说他到22岁时头发将变成灰白！”这就是吃人的资本主义！工人阶级除了自己的双手，赤贫到一无所有的程度，他们看不到任何改善自己处境的希望，马克思断言：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深入骨髓的分析，是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理性箴言，但是，受来源于牛顿力学的线性思维方法的局限，马克思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作出准确的判断。他认为：资产阶级从本质上是资本贪婪属性的人格化，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必将工人阶级置于一无所有的境地，从而必然导致工人阶级用暴力革命来终结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和历史上的奴隶制度、封建制度一样是不可救药的。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如此。


    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奴隶社会有一点重大差别：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都难以实现柔性变革，因为解放了奴隶，奴隶主就无法存在了；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封建贵族也无法存在了。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立足点却不同，它驾驭着一个不断成长、不断变化、革命性的生产力，使蛋糕可以无限做大，因此，资产阶级面临着多种选择，除了选择利润最大化外，还可以选择利润适度化，甚至可以选择利润最小化，这并不会威胁到他们的根本利益。既然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将导致经济危机和暴力革命，何不作出妥协，让工人阶级也分享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实现双赢？很显然，现代生产力为资本主义社会两大对立阶级实现利益双赢提供了物质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制度与以往的社会制度的不同之处是：它是一个建立在革命性生产力基础上的、拥有发散的可能性空间的、可发生非线性变化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社会的变革可以成为常态。


    让我们来看一看，通过社会的理性而进行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有过什么样的记录。


    1．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工资的法律是英国在十四世纪时颁布的《最高工资法》，这部法律只对工人工资的上限进行限制，将工资定义为可满足工人生存需要的费用。把工人阶级视为机器的延伸和“会说话的牲畜”，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始形态。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工人阶级的反抗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19世纪末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诞生了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最低工资法》。从对最高工资进行限制到对最低工资进行限制，资本主义社会完成了一次货真价实的变法。


    2．1877年美国国会制定8小时工作制的法律，将工人工作的时间从最多每日14～16小时下降到原来的一半，1886年5月1日2万多个企业的35万工人举行总罢工，使8小时工作制从法律的认可转变为社会的强制。这一天从此被称为工人阶级的盛大节日，它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个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件就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资本主义历史上又一次变革。


    3．1933年美国新总统罗斯福就任，他毅然不顾许多保守主义者的反对，推出了35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和国有化方案，这就是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观念而言，罗斯福新政已经偏离了资本主义私有经济轨道，触动了资本家的奶酪，而正是罗斯福新政使美国从30年代的大萧条中走了出来。


    4．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经济再次陷入低迷，被自由主义学派称之为“社会主义原罪”的凯恩斯主义被西方各国政府采纳，国家用各种手段对社会经济进行的干预由此而开先河。这就是被西方学术界称之为的“凯恩斯革命”。


    5．美国曾是一个极端奉行种族歧视的国家，广大黑人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黑奴生活以后仍然是没有公民权、没有选举权、不得与白人同处和通婚的下等民族，但马丁·路德金领导的人权运动迫使约翰逊总统于1964年签署人权法案，最终使黑人获得了正当的权利，并逐步溶入到美国社会之中。


    6.黑人在获得美国法律的认可后，并没有得到美国文化上的认同，观念上的歧视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在马丁·路德金被刺40年后，另一个美国黑人奥巴马却当选为美国总统，这标致着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对任何种族敞开了主流社会的大门。


    7.金融寡头是美国经济利益的核心，这是美国长期以来推行金融为王政策的原因，但当前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却可能使美国的长期国策发生转折：奥巴马救市的方针已经由布什政府的救金融公司转变为救购房者，同时，正在将美国经济的支柱从金融转向科技的过程中。


    8.美国政府在对金融机构的救助计划实施后，批露出了国际集团将救助资金中的1.68亿美元（又更正为2.18亿美元）用于发放高管的奖金，美国众、参两院对即得利益集团毫不手软，跨越了宪法、刑法、合同法等屏障，先后通过了对这部分高管奖金征收90﹪的联邦惩罚性重税。此事证明美国政府的行为没有因为触及到即得利益集团而不敢不硬。


    变革、变革、不间断的变革，贯串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它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本来已经接近灭亡的制度又不断长出了旺盛的新芽，资本主义没有像预言家所说的那样进入垂死的暮年，而是通过自身不间断的脱胎换骨继续保持着旺盛的活力。虽然在每一次变革之后，在自由经济的游戏规则下，还会自发地形成权利和金钱向少数人集中的情况，既得利益集团还会利用赢家通吃的规则继续把持社会的政治经济大权，但是，相反的社会力量也一直在发挥着作用，并不断削弱既得利益集团赖以存在的根基，使其不能成为一权独大、为所欲为的社会统治者，这就是资本主义常胜不衰的秘诀。


    资本主义制度的变迁，这是人类近代以来历史的客观存在，不管你喜欢他还是憎恶他、不管你是想模仿他还是想挑战他，他的存在都是任何国家、任何政治力量都无法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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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对任何一个国家和政权来说，都是一部《醒世恒言》，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政治制度，想对资本主义进行挑战，那就必须像熟读兵书那样读懂资本主义，至少应该在以下两个方面知已知彼：


    1．无数事实表明，如果资本主义政权坚守200年前的信念和立场，可以肯定的说，他已经寿终正寝了。马克思的预言早已成为全世界的现实。但是，历史的进程与马克思的线性逻辑并不吻合，变革、不断的变革，让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而几乎所有的变革，都可以归结为：缓解、释放社会内在矛盾和阶级对抗，使社会内部的磨擦和冲突趋于消解，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调整收入分配、不断迫使即得利益集团向平民百姓作出让步，使社会大部分成员对这个制度的态度从反对、敌视、淡漠逐步转变为认同。修得内功再求外势，这是资本主义大国由衰转兴的根本原因。


    2．当今世界不存在世外桃源，任何一个国家都处在国际较量的大潮中，尤其是大国之间的较量，最终是一定要决出结果的。那种认为中国可以置身于列国争雄之外，谁也不招惹、埋头干好自己的事情，独享太平盛世，那只是天真的幻想。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不可能从大国的较量中超脱出去，而我们的对手，是经过200多年修炼的强大国家，他们曾经经历过数次从繁荣到危机的考验，并在这些考验中实现了自我超越和优化。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大国对抗中，用自我超越修得的正果战胜了曾经来势汹汹的前共产党苏联阵营。


    二战后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异军突起，用全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创造了社会主义新世界，在最初的30年中，由激情和理想催发的动力为新制度不断创造奇迹，然而一旦形成即得利益集团，变革的步伐停顿了下来，它的优势就渐渐丧失。


    新制度可以点燃广大群众的激情，激发巨大的社会能量，但如果没有后续的持续变革，新制度就会在即得利益集团的把持下逐渐僵化，弊端就会丛生。苏联和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新制度的旺盛生命期仅为30年，前10年激情澎湃，第二个10年风光无限，第三个10年硕果累累，但是超过了30年就会颓势渐显。前苏联只所以熬过了60年，仅仅因为当中穿插了二次大战。二战挽救了前苏联，又给了他30年的活跃期。二战之后前苏联已经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大有超越美国独霸天下之势，但是浮华于表，虚弱于内。即得利益集团已经使整个国家活力尽失，败局铁定了。别人没有用一兵一卒，就让这个超级大国因势劣而亡。可见，优胜劣汰在当今世界的大国较量中是铁定的法则。前苏联的崩溃应该成为中国政权励精图治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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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变法求强——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


    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要庆祝60年的华诞。正好是两个30年，在第一个30年即将结束时，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国民经济千疮百孔，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如果不改变经济体制，中国的经济崩溃、政权旁落、国土分裂就不会是妄言。改革开放，一次及时的变革挽救了中国，为中国注入了新的活力。30年来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令世界惊叹，然而，在一片赞誉声中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向中国袭来。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增长已经成为强弩之末，中国必须面对新的选择！


    中国经济30年的强劲增长创造了世界奇迹，但这个奇迹尚未达到前苏联缔造超级大国那样的高度，中国仅仅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没有进入发达国家的门槛，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过去30年，引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大引擎正在衰化，如果不能找到新的引擎，中国经济将在不久的将来由盛转衰！


    1. 势能技术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第一引擎。世界先进技术与当时中国现有技术的巨大落差，使中国仅需检拾别人淘汰的技术和设备就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和增加产品品种，靠极少的引进设备代价，就可创造出近乎天量的新增产值，30年来，廉价取得国外淘汰技术的开放政策，让中国获得了无须研发就可轻松实现技术升级的快捷经济增长方式，它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在中国以低廉代价获得别国淘汰技术的同时，中国的自主创新体系也被彻底废掉了。当中国的技术水平接近世界前沿时，已经没有太多的淘汰技术可为中国所用了，中国将面临全面的技术封锁，而自己的创新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中国面临着技术断档的巨大风险，势能技术这个引领中国经济30年的强大引擎即将熄火，新的经济增长将因技术瓶颈而步履艰难。


    2．基础设施投资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又一重要引擎。由于中国人口基数极大，而基础设施又非常薄弱，对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是其它国家无法与之相比的，这方面的投资可以成为GDP的重要来源。但是，30年的大规模投资已经使这个领域的缺口大大缩小了，中国钢铁、煤炭等重要物资的产能已经过剩，用不了10年，就会出现基础设施大面积产能过剩的情况。用不了20年，基础设施就会全面超过需要。甚至可以预料，当城际高铁沿京广、京沪、陇海等干线辅设完毕后，中国的公路、航空、普铁运输将遭到难以预料的打击，界时，中国钢铁6亿吨的产能将出现更为严重的过剩。实际上产能过剩的苗头已经在许多行业初现：2007年，中国固定电话的装机量首次出现下降，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用不了太长的时间，移动电话、家用电器及其它类型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都将逐步进入峰后阶段。到那个时候还能指望什么来拉动中国经济？


    3．大量的农村过剩人口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它成就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角色，这就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三个引擎。但是，劳动力经济是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永恒动力，劳动力经济是以人口数量极大的低收入人群作为前提，只有让数量巨大的人群保持较低的收入水平，才能形成低端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而这种要求却与中国即将进入的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水火不相容，只有将劳动力经济转变为高额群众消费经济，才能创造出巨大的社会新需求。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将不能成为中国经济今后的引擎。


    引导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三大引擎将在今后的十几年中先后熄火，如果中国不能寻找到带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引擎，中国就会因经济停滞而陷入乱局。


    能够带动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新引擎是：⑴由高额群众消费所带动的快速增长的国内需求。⑵建立起完善的、功能强大的技术创新体系，为国民经济不间断的全面升级提供取之不尽的创新成果。


    但是，这两大新引擎都与30年来逐步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生存方式相冲突。首先，要实现高额群众消费，就必须改变国民收入向向官场集中的趋势，国家公务人员和国有企业高管的收入与普通群众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了民怨沸腾的程度，而这种差距并不是市场经济自发的结果，而是权力操纵的结果。要想实现高额群众消费，首先就要改变由权力操纵的分配悬殊的状况。改变社会总收入的分配方式，各级官员能够答应吗？


    第二，建立中国的技术创新体系与“官本位”的中国文化格格不入。当一个国家的各级官员都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和独享超国民优厚待遇时，社会的精英都会挤破头皮流入官场和近权行业，近官者荣这一现象对社会的毒害与鸦片一类毒品并无大异。当技术的地位连官权的婢女都不如时，何谈建立中国的创新体系？当权力的滥用已经演变成官场肄无忌惮的批量造假时，学术的腐败、技术的腐败何能幸免？当为官者纷纷以浑身上下里里外外的洋行头为荣、而对国货不屑一顾时，会有中国的自主创新吗？


    打工皇帝唐峻的几个小儿科般的发明，在国外可以很容易地卖到10～50万美元，同样的发明在中国能卖几个子儿？比起官员手中的批文和工程，技术创新在中国沦为弃儿和另类就不难理解了。


    对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来说，政局的稳定是件天大的事情，但是，历来想稳定政局的统治者，绝少能最终实现稳定！慈禧太后扼杀了戊戌变法，也把大清帝国送上了末路。稳定的初衷没有带来稳定的结果，失去了社会理性，就不会有理性社会，而没有理性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稳定的！


    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听任既得利益集团的主张、任其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支配社会、没有等量的抗衡力去制约和削弱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就会无约束地统治社会，在当代世界里，这样的社会就不可能成为效率和能量最大化的社会系统，就是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实现一段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那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是短暂的一瞬，就象曾不可一世的前苏联那样，顷刻之间的瓦解将不可避免。


    江山永驻，是中国历代君王的梦想，但从古至今，没有一个朝代能够跨越千年。历史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雨洗刷，渐渐露出了它的真容：只有让社会服从于理性，而不是服从于既得利益者，这个社会才能青春长在。现代世界，在科学的指引下，人们可以创造出理性社会！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应该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科学精神和创造的勇气，它完全可以通过不断地柔性变革而实现社会制度的最优化！


    如果让社会和国家服从既得利益集团、如果技术不能享有王者的尊严，中国经济将在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的门槛前折戟沉沙！这个门槛曾经是前苏联不可逾越的天沟！


    （未完，重要内容待续）


    本文作者：深海岩石2009-3-19

白洋河

既得利益者：不动你们的奶酪，还会有中国的前程吗？（一）



美国金融危机所发酵成的世界经济危机，使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进程遭到了严重的挑战，对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而言，世界经济危机所引起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动，都难以由微观经济层面的企业和个人通过自身的调整来化解，想在危机中实现自修复，将国民经济重新驶上正常轨道，只有一种力量可担当此责，它就是国家。



国家采用什么药方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化解呢？诚然，不同的国家应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如美国，最重要的措施应该是金融系统的修复和对房地产无力分期付款者的援助，使已经垮掉的金融版块伤口愈合，使有可能继续跨掉的部分不再跨下去，此外就是对新兴技术和产业的扶持和鼓励。在中国，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将外贸型企业中塌坍掉的资本和人力资源转移到新的领域，额外创造出新的需求以弥补总需求顿然的缺失。无论各国的解决方案有何区别，用宏观经济手段来影响和刺激国民经济是各国没有例外的选择。



但是如何进行宏观经济的调整和资源的应激配制？这不仅是一个经济手段的问题，它不可避免的会造成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变化，不可避免的会触动一些即得利益者的利益，如果想绕开即得利益者的奶酪，可以肯定，所有的措施将丧失效率甚至软弱无力，国民经济修复的难度就会加大，甚至有可能引发社会矛盾的激化，增加国家的行政成本，使经济刺激的解决方案事倍功半，预期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危机是一场大考，所有的国家都在不同一起跑线上，每个国家都在动用自己的全部能量和智慧来制定自己的解决方案。竞赛已经开始，发令枪已经打响，哪个国家的解决方案更彻底更有效、更切中危机的要害，哪个国家将率先从危机中脱颖而出。



一、  中国版的危机解决方案



中国在第一时间就布署了4万亿投资的经济刺激计划，似乎抢在了世界各国的前面，似乎中国已在摆脱危机的竞赛中抢占了先机，但是一切迹象表明：迄今为止关于中国经济将从2009年下半年触底回升的所有估计都过于乐观了，中国经济仍处在十分危险的状态，V型反弹并不像许多机构和专家所估计的那样轻而易举。



回顾我国自2008年10月以来的对应措施，第一阶段是以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出台为标志，曾经掀起了举国上下的投资狂潮，几乎所有省份、大中城市甚至县级政府，都兴奋异常的出台了跟随性投资计划，这些计划全部相加，大大超过了4万亿投资的10倍以上。这意味着如果全部实施此类计划，将耗掉国家2年以上的全部GDP！全国人民在2年内不吃不喝、没有任何消费、不出口任何商品才能满足这一计划的要求。而在规模巨大的投资计划中，却忽略了对中国经济前景至关重要的科技投资。很显然，这个计划不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它只能被视为是国家决策层对危机的应战。



第二阶段开始于2009年春节前后，国务院及所属部门相继推出行业性的振兴计划，其中对重大科技专项布署6000亿元投资，体现了政府在危机对策的指导思想上已发生了重大转变，以投资的数量为主的危机对策开始转向以投资的质量为主的行业规化。这一转变将有可能使已经走偏的棋局在短时间内得到校正，并使注重数量型的低效率投资拖累银行的危险指数显著下降，使2～3年内有可能诱发的中国金融危机的风险有所降低。但是，这个第二版的反危机对策尽管更加强调投资的质量，但仍然没有触及到中国经济深层次的核心问题：既：国民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及市场能量的释放问题。



这两个问题得不到妥当的解决，所有反危机措施的力度将大打折扣。在不涉及国民收入的重新分配、在不充分挖掘市场潜力的前提下，按照以投资刺激经济的方案，虽然我国仍然可以在2009年完成保八的目标，但是为完成此目标，将使为GDP凑数的大量低效率投资参与其中，如：不增加市场的真实需求而只增加库存的产出和投资，以及预期受益率低于可盈利线的投资，只要存在此类单纯为保八而进行的投资，就犹如饮鸩止渴，更大的危机就会接踵而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第二版的危机解决方案仍然存在着着力点不准、因而力度欠缺的问题。



二、  最有效的危机解决方案：无法避开国民收入的重新分配！



国民收入的分配，是贯串人类文明史的社会核心问题。从奴隶社会开始，所有社会形态的变革和进步，都和国民收入的重新分配有关。而此类变革，一些伴随着政权的更迭，还有一些，不仅不会危及政权，反而会使执政当局的权力得以强化，带来经济繁荣、国力强大的震撼性效果。如中国历史上秦国的商鞅变法、世界近现代史上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均属此列（有关历史上通过变法而强国的经验，将在后文中详述）。

在人类历史上，社会经济的繁荣一般而言有两个途径：一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让整个社会产生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也就是民间俗称的“把蛋糕做大”；二是让社会财富分配得更合理，让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合理分享经济成长的成果，从而激发所有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社会能量得到充分的释放。而以上两种途径并不能相互排斥，任何一种途径走向极端，都会带来相反的结果。



极端强调“把蛋糕做大”，使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多数人不能从经济总量的增长中分享到合理的成果，贫富悬殊，造成社会对立。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充分释放所有阶层的全部能量，还会引起社会内部的摩擦，因而是不可能实现持久的经济繁荣的。



极端强调分配的公平性和分配的作用，忽视“把蛋糕做大”的社会意义，用绝对平均主义的信念去塑造社会，个人的努力不能和自己的所得相联系，其结果，巨大的社会能量将惨遭埋没。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例次政治运动所关注的都是财富的分配，而财富的生产则被带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批判了20多年，那时的中国把“革命事业”当成了唯一的任务，财富的分配趋于绝对平均化，富人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这个国家完成消失。这段历史说明：把财富分配的作用推向极端，而对财富的生产完全忽略的作法，必然使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的制约，这样的经济模式只能带来普遍的贫困。



改革开放为中国开辟了完全不同的另一条道路：对于社会财富的分配是否公平合理不再过分关注，只要社会财富的总量能较快的增长，一切皆可为之。这就是邓小平“猫论”的核心。3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取得的。



但是，完全忽略财富的公平分配、任凭国民收入往少数人手里集中、大多数人无法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这种经济模式，虽然可在一定时期内取得硕果赫然的成功，但不可能实现社会经济持久的繁荣。因为：财富分配的悬殊，一方面会使一部分人暴富，使他们产生更大的投资欲望，从而促进生产能力的进一步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低收入人群的数量过大，就会使社会购买力相对不足，由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的生产能力就会因需求不足而闲置，经济衰退就难以避免。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30年来，使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国民收入分配模式，可以成就过去30年的辉煌，但却不可能成就永久性的繁荣！贫富过于悬殊的财富分配，这种国民收入分配方式正在丧失其积极作用，它促进经济增长的历史使命即将宣告完结！如果任凭贫富差别继续扩大，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就会遭遇到总需求不足的陷阱，中国经济繁荣的历史就会终结。



在正常情况下，中国延续30年的经济增长方式，还可以再坚持十几年，并依旧保持经济增长的强劲势头，国民收入收入重新分配的重大调整，完全可以在未来的十几年中潜移默化地逐步完成。但国际金融危机的突然到来，打乱了中国经济原有的步调：出口型企业的大量倒闭，不仅使农村过剩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进程突然中断，而且逼迫大量已经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不得不返回农村。这场余波大于主震的经济危机，已使2000万农民工失去了工作，如果让这种趋势按照惯性发展下去，出口型企业的大量倒闭就会拖累原材料、交通、能源的供应链，带来新的企业倒闭和人员失业，并进一步向消费品生产、服务业、金融业延伸，最终在乘数作用下，将导致超过6000万人失去饭碗！中国经济将陷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萧条。



为挽救中国经济，政府出台了4万亿投资的计划，力图用人为增加的新需求来弥补外贸坍塌而形成的总需求缺失。诚然，大量增加投资可以起到扩大需求的作用，但是，如果把期望都寄托在投资上，后果就非常可怕了！因为：无论任何投资，随着量的增加，其边际效率必然趋向于零，甚至趋向于负！这是铁的规律！对一个饥汉来说，第一个馒头能延续生命，第二个馒头可使他吃饱，第三个馒头已经可有可无，第四个馒头，就完全多余了！投资也是同理，优质的投资项目是有限的，但优质的投资在中短期内远远凑不够四万亿这个数量级，要想单纯用投资来完成保八的目标，就必须掺进去为数不少的劣质投资，这种操作方式，虽然可以实现今年的保八目标，但数年后，投资形成的能力将被闲置或注定亏损，银行也会跟着倒闭。因此，国家危机对策的着力点，不能全部放在投资上，而应寻找新的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深海岩石认为，更有效的解决方案包括：制定高端产品替代进口的刺激性政策、让自主品牌走进政府大门的国家采购政策、为中国的优势产业放松管制的产业政策、为国内创新性幼稚产品进行扶持的科技政策、将外汇储备转移为国内战略物资储备的政策、创建现代化跨国大农业的政策、用重置成本迫降楼价的房地产政策、建立人民币经济区的国际经济政策……（详见深海岩石在网上发表的其它文章）



上述政策建议如果被采纳，不仅可以为国民经济创造出可观的GDP，而且可以大大促进我国的产业升级、大大增强我国的科技实力，为我国在危机中“同损之下，轻者为先；同困之时，进者为魁”而有所贡献。但是，优质的政策建议未必能够转化为政府的行为，因为，在上述建议中，有许多主张与既得利益者的切身利益相冲突，政策实施的难点并不在技术层面上，而在于能不能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上！当国家的前途与既得利益者的奶酪相冲突时，中国面临着真正的考验！“变革者为秦，守旧者为楚”，这条已经被历史证明的真理，将成为中国今后走向的路标。

白洋河

三．中国30年的经济繁荣牺牲了谁的利益？



几乎所有的社会进步，都会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都会有一些人为之作出牺牲。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不例外。



⑴ 30年前，中国的市场经济从零点起步，无论国家、企业还是城乡居民的经济实力都非常薄弱，整个国家必须经过痛苦的原始积累过程才能走上经济起飞的轨道。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所有的资源都无法支撑国家去进行一场伤筋动骨的全面改革，改革一度陷入进退两难的危局，资源的重新整合不可避免地要牺牲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作为代价，中国的工人阶级首当其冲为企业转型付出了巨大牺牲——几千万人失去了工作岗位，沦为产业后备军，使在岗就业人员的工资水平在失业人员的竞争压力下长期处于低位，靠他们的牺牲，最终使国有企业度过危机、凤凰涅槃，也为民营企业的异军突起提供了人才资源。中国工人阶级的巨大牺牲拯救了中国的改革事业。



⑵ 中国加入WTO后，国门大开，国内几乎所有的企业都面对着比自己强大百倍的跨国公司的直接对抗，国际、国内的许多专家都认为，中国幼小的企业群体，将在与国外巨头的较量中损失过半，有些行业甚至有可能出现国内企业全军覆没的情况。从来没有和跨国公司正面交手过的中国企业，陷入了空前的危机！然而，悲剧没有出现，是谁在危难之时拯救了中国企业？是农民！中国农民和他们中的务工者成了中国经济大厦中最底层的奠基石，他们以极低的工资待遇换取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用不惜血汗的工作方式为中国换回了世界第二贸易大国的地位和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换回了林立在城市中数不清的高楼大厦、换回了全世界为之惊叹的数万公里高速公路、三峡工程、奥运工程等中国巨变的标志性建筑。但他们的生活状况却一直停留在贫困线的边缘。十亿农民的血汗，拯救了对外开放后处于绝对劣势的中国！



30年来，中国的工人以自己的牺牲成就了改革；中国的农民，以自己的血汗浇铸起了对外开放后不倒的国门！他们为社会财富爆发式的增长作出了贡献，却没有从中获取符合人道的分享，他们是社会中收入最低的人群，而社会财富却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国民收入过于悬殊的分配，正在弱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恰在此时，经济危机已经闯入国门，又一次危难当头，一个严肃的问题不容回避：为了拯救中国，该动谁的奶酪了？



可以肯定地说，要想使中国尽快摆脱危机，在不触动社会所有阶层利益的情况下，仅靠投资拉动是不能完成此任务的。中国的工人、农民在过去30年中，用自己的牺牲换取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换取了全国人民的幸福和尊严、换取了中国令举世瞩目的历史巨变，他们的功绩将永载史册！而现在，危机临门，国难当头，2000万农民工已经失业，危机对船舶、钢铁、汽车、工程机械、家用电器、有色金属成型等行业的影响，由于国外的前期定单还在消化而滞后，但很快就会全面波及，危机还会继续向国内消费品行业和零售业延伸，中国的失业人数还会成倍增加。在这种形势下，唯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改变国民收入的分配，才能推出真正具有扭转乾坤作用的高效反危机对策。舍此之外，断无让既得利益者毫发无损的良策，当代中国的“商鞅变法”已迫在眉睫！



四、社会分化已经触目惊心！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取得了爆发式增长，但国民所得并没有让全体人民合理分享，社会财富日益向少数人手里集中。鉴于中国的经济体制仍然是以行政权力为核心，这种官本位的权力结构深刻的影响着国民收入的分配。社会财富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国家行政权力的倾向性。因此，国民收入的分配极为鲜明的表现为向近权者集中的情况。这一特点和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情况略有不同，而与垄断资本主义的早期有类似之处。



按照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初衷，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打破铁饭碗，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按照这种设想,中国的富人阶层应该产生于个体经营者和私人企业主。30年来的发展却并非如此，尽管民营企业已经成长了起来，他们中的一些佼佼者已经进入了福布斯的富豪榜，但作为一个群体，私人企业家和国家公职人员相比，仍然相形见绌。



①                        在民营企业中虽然不断地产生着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但民营经济和艺术作品具有相同的特点：它是以多数人的失败换取了少数人的成功，把少数人的财富均摊到所有创业者的身上，那并不是一个可观的数字。民营经济的高风险，使它不能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选择。绝大部分公务员对民营企业无不嗤之以鼻，可见，民营企业家与国家公职人员相比，其社会地位要低得多。同时，在民营经济中，也有一部分是近权经济，如房地产业、采矿业、娱乐业等，这些官商一体的行业，实质上在全国许多地区已被近权者垄断，并成为暴利的来源。可见，除了近权行业之外，一般的民营企业家，并没有从国民收入中得到过分的分享。



②                        国家公职人员在高薪养廉政策的庇护下，其工资收入在30年来跳跃式的增长，与30年前相比，公务员的平均工资和企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之比，从0.9比1演变为4～6比1，加上工资之外的各类津贴和福利，许多地区公务员的实际收入（不包括灰色收入）已高出普通工人收入的10倍以上。而国家公职人员的医疗和养老待遇更是普通民众无法相比。





③                        国家公职人员利用工作之便所发生的消费行为达到了世界各国望尘莫及、登峰造极的水平。每年的“三公消费”，据有关方面估计高达亿万元人民币。这意味着中国的公职人员在各级财政中报销的消费开支，将让第个中国人平均分摊数百元！其数额远远大于国家用于科技和教育的全部投资之和。



④                        国家公职人员的灰色收入究竟有多大，社会各界均无法得到准确的统计。各级政府通过名目繁多的收费和罚款所形成的预算外和根本不入帐的收入，都进入各级官员的腰包。仅从公职人员所拥有的多套住房以及普通警员就可将子女送到国外读书这些事例就可窥视一斑。科级人员拥有百万、处级人员拥有千万财产的情况已经相当普遍。国家公职人员在阳光工资已大大高于普通百姓的基础上还有一块数量更大的灰色收入，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不承担任何风险、在每周仅5天的工作时间的付出下、在每年都要享受带薪休假的待遇中，大摇大摆的进入了中国富豪的行列。





⑤                        由于中国经济仍处在国家的强力管控中，国家投资一直是助推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国家的公职权力在社会经济中仍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公权私用就不可避免。虽然中央为了防治贪腐而绞尽脑汁，虽然对贪腐打击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是贪腐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而且日益成为上至国家机关下至基层的国企科室主任、农村的村官无不贪腐成性，而拒贪者竟无立足之地。



五．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已经危及大局！



某个声名显赫的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官员的贪腐问题仅仅是道德和法律的问题，每年5000亿的贪腐与30万亿的GDP相比，仅占几个百分点，而贪腐的钱还会花出去，不会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构成威胁。这个经济学家如果不是贪腐者的同谋，就难符经济学家的盛名，他对经济学的无知令人惊讶！



国民收入分配的过度集中对国民经济的危害是不容忽视的。中国富裕阶层掌握了过多的社会财富，是不可能通过消费行为将所有的收入流通到市场，富人的资产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分解（1）投资：在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几乎所有的投资都很难有良好的预期，股票市场仍在低迷，房地产市场处在下行通道，其它投资的前景更不明朗，在当前情况下投资的可能性已经变小。（2）消费：富人会比平民百姓有更奢侈的消费，但在富人资产中用于消费的比例注定要比普通百姓小的多，尤其是对国家公职人员来说，过于奢侈的消费会引起公众的关注甚至引火烧身，周其耕就是一例。指望富人把自己的财产都消费掉，那比让他再挣这么多的钱还难。（3）储蓄：这是公职人员最常见的贮财方式，但银行储蓄的实名制，让许多收入来源不明者只好将现钞存在保险柜中。（4）赌博：中国官员在境外的赌博，早已不是什么新闻，有关方面估计，中国的赌徒，每年扔在境外赌场的钱，不少于500亿美圆，这些钱，绝大部分是国内的公款。（5）海外投资和消费：有钱人在海外购房、在海外投资、在海外供子女上学，这不仅可以为自己留下移民的后路，还可将黑钱洗白，这种理财方式正在成为富人的首选。

在以上几种富人的财产处置方式中，储蓄、赌博、向海外转移资金这三种方式逐渐成为主流，这三者相加，中国每年将有少则数千亿，多则上万亿元的国民收入流向海外或沉淀在保险柜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就不仅仅是道德、法律和社会公平的问题，而是十分严重的社会总需求向海外流失的问题，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危机而出台的4万亿投资，均摊到一个财政年度，也就是一万亿多一些，而各级官员和富豪的海外消费和财产转移就达近万亿元！相当于中央投资计划的七成！不堵住如此之大的窟窿，中国经济还能有救吗？



六、不惧权贵才能让中国经济化蛹为蝶！



在政府4万亿投资计划出台后，国内市场的原材料价格相继止跌回升，银行贷款在中央刺激性经济政策的指引下大幅度增长，春节期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显著提高，春节后股票市场开始强劲反弹……国务院有关机构和学术界纷纷表示，中国经济的寒冬即将过去，中国经济有望率先走出危机！



多么美好的愿望！但现实并不象主流社会和赋有盛名的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原材料价格的回升仅仅是库存见底后自然的回调，刺激性投资政策会对钢铁、水泥等建材产业产生利好影响，但对其它行业的影响却微乎其微，原材料行业不是全局性的指标。

银行贷款的增加也只是政策驱动的结果，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国家，不存在企业和个人因生意惨淡而拒绝贷款的情况，只要银行敢贷，就没有人不敢要。银行贷款数量的增加能说明什么呢？根本不能说明经济形势的好转，只能说明一年后银行的坏帐将大量增加！

而春节期间消费品市场依旧火爆，只是因为经济危机还没有波及到个人消费领域，而滞后期限即将结束，消费品市场的走弱，必定在几个月后发生！

而股市的反弹与宏观经济形势并无关联，某著名经济学家竟声称：“股市回暖是国民经济复苏的信号”。这简直是个天大的玩笑，股市反弹仅和注资有关，和两会有关！

莫说复苏，企业倒闭潮正在从沿海地区的低端制造业向内地大中城市蔓延，大量的失业将从没有什么技术的农民工身上朝包括大型国企、合资企业、跨国公司的技术工人、管理人员、白领人士转移，在2000万农民工失业后，还会有超过1000万的人员即将进入失业大军，而应届大中专毕业生，将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就业危机！



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生产力的解放，都伴随着经济法权的下移，商鞅变法如此，资产阶级革命如此，罗斯福新政如此，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如此！向既得利益者开火，是实现社会经济凤凰涅槃必然选择！要想将中国从危机中拯救出来，就不能顾及既得利益者的奶酪了！

白洋河

（1）                   大幅度降低存、贷款利率，是刺激经济的优良手段。它无须花费国家的财政支出，就可以大幅度降低企业成本。在危机时刻，为刺激经济，国家一方面要减税，另一方面，要增加社保支出和对企业的补贴，一增一减，将使国家财政陷入空前困难，而降低利率却可一举多得，不仅可减少财政压力，而且可让企业得到实惠，为何不为？——就是因为降低利率触动了富人的奶酪！国家公职人员在银行的长期存款极其巨大，难道国家就听任它成为银行利率下调的障碍吗？



（2）                   让自主品牌进入政府的大门，这是一项可大幅度扩大内需的政策建议。政府例来的采购都对自主品牌另眼相待，从办公用品、空调设备到交通工具、通讯设备等一律将价格昂贵的国外品牌当作首选。在各级政府的办公楼里，随处可见就是外资的空调、外资的电梯、外资的电脑、外资的轿车。一个泱泱大国的政府竟然对自主品牌的产品如此的鄙视和冷漠，中国的自主品牌怎能壮大和翻身？在危机来临之际国家政策如果作出让自主品牌进入政府大门的调整，就会在社会上彻底扭转对自主品牌的歧视心理。中国政府6万亿的财政支出中有近20﹪属于行政性支出，把其中的10﹪用在自主品牌上，就会创造出1200多亿元的需求，而由于政府行为的变化，将会影响企业和个人的选择倾向，将带动出比政府采购更大的新需求。在乘数效应下，将产生出近万亿元的新增GDP，为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超过2个百分点。但是这项提议也会触动即得利益者的奶酪，政府官员将因乘座自主品牌轿车而失去颜面，因此这项建议是否能实行仍然将遭到即得利益者的阻挡。





（3）                   制定更富刺激性的高端产品替代进口政策，将每年从国外进口的高端轴承、精密仪器、医疗器械、高铁成套设备、核电设备、飞机和船舶的核心零部件、高端化工产品和设备等，每年都将为此而花费数千亿元的外汇。这些产品并非国内不会制造或不能制造，而是国家的采购部门根本不向国内的企业打开大门，只要进行政策调整，鼓励扶持国内企业和科研机构进行替代进口产品的研发和制造，完全有可能将几千亿美元外购量中的一半转为国内生产。这个政策不仅能大大提升国内企业创新能力和实现产业升级，而且可以带来上万亿元的新增GDP。而这项政策也会触动即得利益者的奶酪，有关部门和成员将失去出国考察和在对外采购的交易中获得好处的机会，阻力就来自政府的部门和官员。



（4）                  国家的房地产政策的重心应转向促流动、促成交量上，用组合政策大幅度降低新房成本和售价，开辟出新政策之下房地产交易活跃的新天地，对价格联盟实行断腕之策，不再为其撑腰打气，将开发商中的积极力量引导到新房建设中去。那些不顾国家、人民、民族利益的结成价格联盟的开发商，让他们自生自灭吧！——流动为先，是使金融业与价格联盟所绑架的资产实现切割的明智之选！



即使一些房地产公司固执已见，咎由自取，破产倒闭了，银行的损失也不会伤筋动骨。交行首席经济学家预测，在房价下跌30﹪后，交行的损失可控制在利润的2﹪之内。这说明，为了尽快恢复和扩大房地产成交量，实行断腕之策不仅必要，而且时机已经成熟。



房地产属于投资回收周期最短的投资项目，用房地产投资来动内需，是所有投资中最优质的品种！把房地产市场启动起来，使其尽快脱离历史包袱，轻装上阵、迅速成长，对中国经济扭转局势将产生极其巨大的作用！



但这项政策同样要触动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手中握有多套房产的官员们，不原意看到自己的资产缩水，那些和开发商有密切联系的公职人员，更不愿失去财路，他们极力反对促使房价下降的政策，救国新政，不可避免到要同既得利益者发生激烈的冲突！



经济危机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远远没有接近尾声，四万亿投资也不是使我国在短期内摆脱危机的灵丹妙药，战胜危机，要比人们的想象困难得多！想舒舒服服、平平安安、毫发无损地战胜危机，那只是一种天真的幻想。要战胜危机，必须解决深层次的问题，用组合性政策全面调整国家的原有结构，并豪不妥协地张举国家利益、冲垮任何与国家利益相背的利益集团及其社会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需要的是一次新的“商鞅变法”，只有实现政策的变革和创新，中国才能在危机中浴火重生！(未完，重要内容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