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 类比武穴教育，我们该怎么办？

白洋河

作者：乌蒙流浪者

  

　　——有些话，你不得不说，因为心中尚存的良知。

　　——有些话，说出来就会付出代价。

　　十年前师大毕业后来到这座繁华都市——深圳，三个月后，经不住功名的诱惑，走进机关深宅大院，置身仕途官场。七年前，揣着激情梦想，背起行囊走进贵州乌蒙大山扶贫支教。支教结束，仕途坦荡，破格提拔为这个城市中心区最年轻的处级干部，以不到两年的时间走完了通常要七八年才能走完的仕途历程。然而文山会海成为煎熬，功名利禄淡而无味，经历了两年仕途生活的千锤百炼后，为了生命中的泥土气息和阳光雨露，最终向坦荡仕途挥手告别。四年前，独自一人背起行囊再次踏上了西去的征程，还是在偏远的乌蒙群山，还是在那所山村学校，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三尺讲台带给我生命中最简单真实，最浓厚醇香的快乐。因为支教，我变成一个在现实生活边缘徘徊的理想主义者，一个顽固追寻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经历数年起落浮沉，我早已心如止水，别无他求，快乐是我生存的唯一理由。于是从大山深处重回这座都市后，我再次选择了教书，我相信，在纷繁复杂的尘世中，学校还是一片净土，快乐还可以延续。

　　然而，回到这座繁华喧闹的都市，在这所条件优越的省一级学校，我根本就找不到教书的感觉，根本就体味不到为人之师的快乐。在这所学校任教不到两个学期，我甚至已经开始厌恶教书，这样的心境变化连我自己也感到难以置信。支教的时候，没有几个人知道我有多么喜欢教书，而现在，恐怕没有几个人会相信我竟然开始厌恶教书。在贵州支教期间，我写了三十多万字的山村教育调查报告《生命的底线》，我曾经想告诉大家真实的山村教育，但最终我压制了自己的这份冲动，我不想因这篇调查报告伤害无辜的山村教师。回到都市里，我的所见所闻更令人忧心，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相信自己目睹的绝非是一所山村学校和一所都市学校的问题，这是整个教育的问题。“教育一年不如一年了。”这是我在贵州和深圳听到老师们最多的感慨，我不知道教育官员和专家是否能听到这样的声音，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这些声音。

  

　　小学六年，这些孩子究竟学到了什么？！

　　我终于忍无可忍了，整整一节课时间，我把学生劈头盖脑地训斥了一顿，这也是我在深圳市的这所“省一级学校”任教两个学期以来，第一次因学生的考试成绩迸发雷霆之怒。

　　我不想再去翻阅办公桌上的数学试卷，那上面的分数不堪入目。我的深圳学生的成绩竟然远远赶不上我的山里学生，这让人难以相信，难以理解，难以接受。

　　学校初二年级进行了一次“月考”，这套没有什么难度的数学试卷竟然把这所省一级学校的学生考得落花流水，全班四十二个学生中得分在二十分以下的有五人，而在初二年级380多个学生中，及格率仅50%，三十分以下的超过五十人，十分以下的有近十人！事实上，如果没有选择题和填空题，如果排除作弊的因素，很多学生的得分是几分甚至0分！也就是说，这群孩子从小学到初中读了八年书，他们什么也不懂，他们什么也没有学到！考试结束后，我把一个学生叫到办公室，问了他几个问题：①：三角形一个角是90°，一个角是30°，第三个角是多少度？②：一个正方形的边长是2，面积是多少？③：一个圆的半径是2cm，面积是多少？④：-23+7等于多少？⑤：21a－9a等于多少？尽管我有心理准备，但结果还是令我非常震惊！他只会做第一道题！而这样的学生在我的班上至少有5人，在全年级更是“星落棋布”！数学全军覆灭，英语也惨不忍睹，四十二个学生仅八个学生及格。这个班至少有十几人对英语一窍不通，这些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英语，很多学生掌握的词汇量不会超过一百个。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二年级，漫长的八年，我真想问问，这些孩子们都学到了什么？难道这就是素质教育吗？差生面如此之广，真是闻所未闻，前所未见。这是令人触目惊心的现实，是与这座繁盛都市不相符的事实，那么究竟应当由谁来为此承担责任？“这些学生一届不如一届了！！”“下辈子再也不教书了！！”“教育太失败了！！”老师们的呐喊声中浸透着满腹的忧虑和绝望，但是这样的呐喊声只能在狭窄的办公室里弥漫，不会引起任何人的警醒。

　　在这所环境优美，教学设施一流的“省一级学校”任教的时间越长，我就越怀念乌蒙山深处那所山村学校，我的山里学生。在支教的日子里，由于师资紧缺，我每学期要任教两个年级两门甚至三门课程，每周课时超过二十五节，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繁重的教学负荷下，我依然有时间画画，写日记，拍DV，打牌，下棋，和山里学生走村窜寨，采风写生，和山村教师吹拉弹唱，举杯痛饮，在世外桃源快乐地度过每个时刻，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苦累，从来没有感到过厌倦。每天搂着书本走上三尺讲台，面对山里学生，我都感到心境明快，心绪畅然。当然，我的畅快心情源于孩子们出众的学习成绩。1998年我的山里学生曾经创造了地区统考数学平均分95.2分的记录,2001-2004年由于受取消小学升学考试以及“普九扫盲”的影响，我的第二批山里学生成绩已经大幅下滑，但他们的数学中考成绩依然占据榜首。一个毕业于历史系的志愿者，带着一群山里学生一路走来,一所偏远的山村学校的数学成绩超越省重点中学，校长说这是一个奇迹。

白洋河

也许这样的奇迹让很多人不相信，但我和我的山里学生相信。其实第一第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孩子让我体味到了教书的愉悦和快乐，只是这样的快乐消逝得太快，这样的快乐在繁华喧闹的都市里荡然无存。在这所都市学校任教数学近两个学期了，实事求是地说，孩子们的数学成绩已经有了显著提高，但现实情况是，我任教数学以来的最低平均分，最低及格率都是在这所学校创造出来的。想想学生的数学基础，我就感到头皮发麻，临近初三了，居然还有学生连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面对如此巨大的后进生群体，我该坚持还是放弃？有老师奉劝我，赶走几个差生，班级成绩就可以直线提升，为了分数，为了升学率，不少学校都在明里暗里采取措施，或劝退，或通过纪律处分让差生“自觉”离开，面对分数压倒一切的教育现状，我该怎么办呢？说实话，我算是一个很宽容也很有耐心的老师，我曾经花了很多时间辅导后进生，也曾经在暑假里放弃了外出写生的计划给孩子们补课，但事实证明这仅仅是我的“一厢情愿”，没有什么效果。在这座都市学校中，仅仅两个学期，我已经疲惫不堪了，我的信心，耐心和宽容心都被这群孩子消磨殆尽，我的绝望情绪与日俱增。

　　就在我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新闻媒体正在对这个城市的高考成绩进行轰轰烈烈的报道。全省12个高考状元中有4个出自这座都市，全省538个成绩在800以上的考生有78个出自这座都市。这样的成绩足够辉煌，这反倒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了，看看眼前这群数量巨大的后进生，他们如何读高中考大学？前不久在《南方都市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2005年深圳市的高考录取率为92%，位列全省前茅。也许有人为这样的成绩卖力吆喝，但我不会相信这些数字游戏。《深圳晚报》刊登了另一则消息，广东省的考生只要总分达到300分就可以被大专院校录取。高考总分是900分，300分竟然也可以读大学，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每科平均分30多分就可以成为大学生，大学生的含金量究竟还有多少？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进行高考录取率统计，就算录取率达到100%，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这并不能说明一座城市教育的辉煌，只能说是整个教育质量的下滑。在这座城市里，有超过一半的初中毕业生不能考取公办普通高中，高考的辉煌是建立在初中阶段高淘汰率的基础上的。其实，这座城市的高考状元，清华北大名校学生冠绝全省，是这座城市“尖子生”工程的胜利。在残酷血腥的高考搏杀中，一所学校成败荣辱往往是取决于这所学校是否有高考状元，是否有学生考取清华北大，这样的评价标准已经代替了以前的平均分和升学率，“尖子生”的成功掩盖了多少“差生”的泪水和教育中的问题呢？

　　事实上，从小学开始，这座城市中的很多学校就开始实施“尖子生”工程了。中小学的成败荣辱也是看有几个学生考进了当地名校“深圳中学”和“深圳外国语学校”。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这所“省一级学校”的差生面如此之广，这样的状况令我感到非常震惊。由于小学升入初中不再需要升学考试，因此小学六年，这些孩子们究竟学到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评价标准，某些学校总是拿几个尖子生来宣扬成绩，来掩盖教育的缺失。无论成绩好坏，读完小学的孩子都会进入中学，教学压力和升学压力就这样不公平地转嫁给了中学教师。

　　我又想起了支教。近几年来，深圳源源不断地派遣中小学教师，志愿者到贫困山区支教。可是，我们真的有资格去支教吗？我的深圳学生成绩赶不上我的山里学生，这是现实的一部分，而且是很残酷的现实。

白洋河

　折腾，折腾，为什么要拿教育来折腾？

　　“这届初三学生怎么样？”“比上届初三差远了。”“你们初二怎么样？”“别提了。”“你们还不算差，看看我们这届初一，都不知道怎么教。”这是我经常听到的老师们的“共鸣”声，而这样的共鸣声在这座城市的很多学校漫延。从贵州支教结束后，我一直都在思考，为什么山村教育步步下滑，为什么都市教育难如人意？为什么教育改革风起云涌，教育投资成倍增加，而战斗在教学第一线的老师们却发出“教育却一年不如一年，学生一届不如一届”的感慨？

　　教育越来越让人读不懂，看不透。近几年来，教育也成为民众最关注的热点问题，被质疑，被斥责，被声讨。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的风气已经严重地伤害到教育的根基,学校渗透着越来越多的功利色彩，很多事情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孩子的未来，而仅仅是为了检查评比，为了一个奖杯，为了上司的嫣然一笑。我们的教育在经历着越来越多改革的同时，也经历着越来越多的折腾，被这样折腾拖累的不仅仅有千百万的学生，还有我们的老师。

　　还是从贵州那所山村学校说起吧。支教四年，我对那所山村学校有着圣教徒般的情感，但从2003年开始“两基攻坚”（即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简称普九和扫盲）以来，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实事求是地说，我支教所在的那个偏远乡镇根本不可能达到普九验收标准。以我在2001-2004年支教的这届学生为例，在初一的时候有3个班180多人，初二时剩下两个班140多人，到初三毕业时只剩下了100多人，辍学率超过40%！！，作为一个志愿者，任教的年级辍学率竟然达到惊人的40%，除了痛心之外，也是我的奇耻大辱。但我对此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大学收费越来越昂贵，巨额的学费断绝了越来越多山里孩子求学的梦想，大学生毕业后难以找到工作，更让“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变得苍白无力，很多获得资助的孩子依然辍学打工，每学期走几十个学生是很正常的事情，虽然老师们都会到村寨去劝学，但很难成功。辍学率居高不下，直接威胁到验收工程。后来乡政府出台了一个强制规定，要求老百姓必须把外出打工的子女都叫回来读书，否则就罚款。在政策高压下，一部分外出打工的孩子回来了，但这群孩子的回归却导致宁静的山村学校走向严重的混乱，因为这群孩子回到学校的目的不是为了学习，而仅仅是为了避免罚款，他们在学校里抽烟喝酒，打架斗殴甚至威胁教师，学校也毫无办法，在另一所山村学校，还发生了学生调戏女教师的事情。在那段时间里，老师们是不敢训斥学生的，要是学生因老师的训斥离开学校，老师就要负全部责任，就要受到斥责，就要低声下气地去把学生劝回来。为了验收，教师们两年来疲于奔命，很多次辛辛苦苦准备的材料由于不符合验收标准而变成一堆废纸，支教几年来，我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了。验收的时候，为了能凑齐学生人数，某些学校和当地政府甚至招募一些社会青年坐进教室里，冒充学生，应付检查，老师们还要自己掏钱付给这些人一定的报酬。这样的作弊手段尽人皆知，但验收组“视而不见”，因为我们的验收大都是材料的验收，数据的验收，至于这种验收究竟给山村教育带来多少影响，给山村教师带来多少苦痛，没有人理会。学生成绩越来越差，学校风气越来越混乱，导致老师开始考虑外出打工，也导致山外来的志愿者逃离。2004年9月，团中央派遣了四十多名大学生志愿者到这个贫困县扶贫支教，时隔不足半年，有五六个大学生志愿者不辞而别，一个大学生志愿者曾经这样对我说，“其实这里根本就不需要志愿者。”这些话语的背后隐藏的是什么现实呢？

　　如果你以为只有偏远贫寒的山村学校才会受到形式主义的冲击，那就错了，在都市中，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也渗透到每个角落。我的一位朋友在深圳某中学任教，当我在山村学校为“两基验收”忙碌的时候，他所在的学校也正在为“省一级学校”验收而疲于奔命。他告诉我，老师们已经忙碌了两个学期，文件材料堆满了一个屋子，他不知道这些材料和数据究竟有什么作用，但为了这些数据和材料，老师们经受的折腾难以言述，不少老师甚至搞垮了身体。我的朋友是班主任，身体上的苦累不说，精神还备受压力，他不得不时时“教育”自己的学生“以大局为重”，替学校隐瞒实情。他很认真地对我说，他的学生一出校门就可以当政客了，因为他的学校经常有领导视察，而每次视察，他都会带着学生折腾好一阵子，时间长了，学生也明白了很多事情是假的，是做给那些当官的看的。一个学生曾经问了他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老师，你骂我们考试作弊，又教我们弄虚作假。”这句话让我的朋友郁闷了很长一段时间。

　　“学校机关化，校长政客化，教师工具化”，愤世嫉俗的朋友这样来总结他眼中的教育现状，两个月后，他离开了学校，他说教书没什么意思了，他无法忍受。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这些口号曾经激起了千百万教师的激情壮志。但现在究竟有多少教师因自己从事着“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而感到自豪呢？有多少教师因为自己固守三尺讲台而获得社会的尊重和认同呢？

　　网上有一则“中国教育十大谎言”的帖子，其中“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位居十大谎言之首。教师自我认知度的降低是教育面临的最深刻的危机，这可能严重地影响到教育的根基。四年前我辞职到贵州支教时，一位领导干部曾经这样劝我：“你是机关里最年轻的处级干部，是组织培养的重点，前途无量，一个年青人应当干点大事，一辈子当个教师有什么意思？”也许这位领导是无意中迸出这句话，但无意的话或许是最真实的话。在整个中国的现实社会中，一个年轻人把自己的人生轨迹固定在三尺讲台上是没有出息的表现，离开学校，离开讲台是很多老师的梦想。那些教学成绩突出，才华出众的年轻老师会被党政部门作为“人才”调进机关的深宅大院。你可以认为这样的举动是党政领导惜才，爱才，但在我看来，这本身就是对“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讽刺。当然进入机关并不意味着贪求功名，其实很多教师进入机关的动机非常简单，除了物质待遇丰厚外，就是不堪忍受教学生活，觉得教书没多大意思。“一个年轻人教一辈子书有什么意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都将是一个“真理”。

　　教师的苦累有多少人能理解？如果我们还以为教书仅仅是上几堂课而已，那就完全错了。上课，备课，改作业，给后进生补课，教育违纪学生，接待家长，参加学校各种各样的会议，应付各种各样的检查，这都是老师们的“任务”。某校教务主任告诉我，他每学期他至少要应付三四十次关于教学的检查考核，有检查考核，就要写汇报材料，就要加班加点甚至弄虚作假，耽误了很多上课时间。曾几何时，教师的日子相对清闲，但现在绝对不是这样了，教师尤其是班主任能用50%的精力来教学就算不错了，另外50%的时间就要用来经受折腾。

　　教师是弱势群体，除了牢骚怨言外，还得本本分分地教书，没有更多的选择。我说老师苦累，并不是指他们的物质收入，而是指他们的生存状态。就拿师生关系来说吧，我们倡导“师生平等”，结果导致学生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烈，甚至凌驾于老师之上。随着各种各样教育规章制度的出台，教师这个职业的风险也越来越大，教书之外承担着太多的责任。我们越来越尊重学生，从另一个角度讲就是越来越放纵学生，以至最终无法管教学生。我已多次听说学生以跳楼自杀甚至决斗的方式来对抗老师了，真是让人不寒而栗。有些学生赌博，偷盗，抢劫，收取保护费，但学校却根本没有惩治措施，因为我们实行的是义务教育，学校无权开除学生，即便是某个学生已经严重影响到教学秩序的进行，威胁到师生的安全，学校也只得妥协退让，养虎为患。教育制度对学生的尊重几乎到了溺爱的程度，可是老师呢？有什么制度来加以保障？如果教书育人渗透着太多的风险，那么快乐从何而来？

　　教学改革也是个沉重的话题。看看现在不同版本，乱七八糟的教材，你只能叹息，教育改革究竟要用多少孩子的未来作为实验的代价？我现在使用的是北师大版初中数学教材，我接触到很多数学老师，几乎没有何一个老师认可这本杂乱无章的教材，甚至有不少老师对这本教材进行措辞激烈的抨击。我不知道那些整天坐在房间里编撰教材的专家中是否有在第一线任教的教师？如果没有，他们又是否到教学第一线倾听过老师的意见？如果还没有，那我无话可说了。与数学老师相比，科学教材的改革更是招致骂声一片，把物理，化学和生物三本教材合为一体，科学科目横空出世。如果我们做一个调查，恐怕没有几个科学老师自认为能胜任科学教学，边教边学，边学边教，这让很多科学老师陷入窘境。昨天听老师们讲了一个“笑话”，深圳市某名校的一位科学老师是生物系毕业的，物理化学知识很薄弱，每当孩子们拿物理化学的题目来问他时，他都很紧张，甚至很恼怒，命令学生不准问物理化学题。这是一个笑话，一个教学改革的凄凉笑话。科学老师的苦累超越任何学科的老师，要一个生物专业的老师精通物理化学，或者要一个物理专业的老师精通生物化学，这对老师来说本身就不公平，但老师们还要生存，尽管还要不断地犯错误，甚至经受学生的怀疑和指责，科学老师还是要坚守三尺讲台。

白洋河

新课程教学也是老师们要面临的另一挑战。去年刚到这所学校时，正是“新课程教学”推行得轰轰烈烈的时候。“新课程教学”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要让学生热烈讨论，自主思考，要让学生支配课堂，老师是课堂的配角。我听了很多公开课，够热闹的，学生似乎也很开心，但很快我发现了这些表面现象背后隐藏的问题，老师为了追求公开课的效果，动辄让学生讨论，事实上，参与讨论的学生大都是那些基础较好，思维活跃的学生，一大群基础很差的学生坐在教室里无所适从，他们被所谓的新课程教学法忽略了。老师们左右为难，一方面要服从教育局的命令推行新课程教学，另一方面又要为学生的考试分数着想，处在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夹缝之中。后来老师知道如何在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边缘上“逢场作戏”，领导听课的时候就精心设计一堂热热闹闹的公开课，在平时，老师大都采用传统教学方法，直面中考。

　　其实一个老师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并不是最重要的，制定一大堆教学常规，让教师遵照执行是教条主义，至少这忽略了教师的个体差异，忽略了教师本身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理所当然，但刻意强调学生的主角地位和老师的配角地位，似乎又有些矫枉过正了。让课堂轻松，让教书和学习都成为一种享受，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理想课堂，只是回到这座都市两个学期了，我从没把自己的课堂演绎成理想课堂。

　　还想谈谈“班主任”的苦日子。临近期末的时候，班主任要填多少份表格？要写多少份评语？我曾经很“无聊”地进行过统计，结果令我震惊不已，我竟要填写超过四百张表格！学生学籍表，学生评价手册，教学常规检查册，备课手册，听课手册，班主任工作手册，后进生转化手册，德育统计表，评优评先统计表，教学论文，班主任工作论文……我想问的是，我们真的有必要填写那么多的表格，撰写那么多的材料吗？班主任老师的日子真的非得过得这么苦这么累吗？我搞不清楚，为什么我们要把原本很单纯的教育复杂化？为什么作为一个老师，却要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去面对文件材料，表格总结？一个老师不能把精力用在思考如何教学，如何教好自己的学生，这是教师的悲哀，也是教育的悲剧。

　　是该减负了，谁来给老师减负？

　　我们真的在推行素质教育吗？

　　素质教育。对了，无论在特区和山村，素质教育的大旗都在迎风飘扬，这面旗帜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什么？

　　先说说取消小学升学考试的事情，这一直令我耿耿于怀。这几年目睹基础教育步步下滑的现状，没有几个老师不感到痛心。1998我第一次到贵州支教，那届初一新生都是通过小学升学考试升入初中的，2001我第二次到那所学校支教，小学升学考试取消了，1998年的时候，我的学生期末统考平均分通常在八九十分，而从2001至2004年，他们的平均分已经下滑到六七十分，这近三十分的差距就是取消小学升学考试后立竿见影的“效果”。

　　说到这儿，某些领导和专家可能已经怒不可遏了：“你口口声声地讲分数，我们实行的是素质教育，不是应试教育，分数已经不重要了。”住口吧，我们不要再自欺欺人，遮遮掩掩了。在这座城市里，有几个校长敢拍着胸脯说自己实行的是素质教育？也许某些小学校长可以，因为他们没有升学压力，但这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素质教育呢？在相当数量的小学一二年级开始就出现数量惊人的差生群体了，有些小学从不进行测验，期中期末考试也取消了。多少学生读了六年书，连最简单的数学题也不会计算，作文中没有几句通顺的话语，记不住几个英语单词，谁敢说这是素质教育的丰硕成果呢？

　　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实施真正意义上素质教育的土壤，只要中考高考存在，分数就是不容回避的现实，分数的重要性就不容置疑，应试教育的痕迹就永远不可能抹去。我们还是处在“分数决定未来”的阶段，因此，任何对应试教育的否认和逃避都显得虚伪。素质教育的口号叫嚷了多少年，到头来，素质教育成为应试教育的幌子，严严实实就如一块遮羞布，遮住了教育中存在的种种令人忧心的问题。

　　别以为举办几次体育艺术科技活动，获得几次级别颇高的奖励，就宣称自己实施的是素质教育了。临近中考高考的时候，哪一所学校不组织学生昏天黑地地补课？哪一所学校不把学生推进“题海战术”的深渊？深圳学生的作业负担之重超乎想象，每天晚上做五六张试卷是常有的事情，周末的作业更是铺天盖地。作业成为压在学生身上心上的沉重负担，由于作业太多，绝大部分学生把作业当成任务，而抄袭则成了这些学生完成任务的主要方式，孩子的厌学情绪严重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老师们难以容忍学生“不学无术”，因为这会大大拉低班级年级的平均分，为了分数，也为了名誉，老师们除了对后进生进行训斥责骂外，还会想尽一切办法逼着这些学生学习，把知识压进他们的大脑，或者是劝退这部分学生以获得分数上的突破。

　　深圳的学生其实很可怜，远远没有我的山里学生幸福，也远没有山里学生子那样珍惜学习机会，体味到来自学习的快乐。很多孩子缺乏交流与沟通，网络，暴力已经深深地影响到孩子的生存空间，在学校里感受不到校园生活的乐趣，但家里难以与父母沟通，流连于网吧，混迹于社会成为很多孩子的消遣方式，他们很少有纯真快乐的童年。

　　说来也许很多人不会相信，从贵州返回深圳教书后，我也一步一步地陷入了应试教育的泥潭，我的教学技巧越来越退步了，在三尺讲台上给予学生的快乐和自己体味到的快乐也越来越少了。在贵州支教结束的时候，一个叫陈梅的学生对我说，“张老师，上课我们都嘻嘻哈哈，数学还这么好。”支教四年来，赞赏话语不算少，唯有学生陈梅的话让我时时记住，教给学生知识仅仅是我教书生活的一个部分，而带给学生快乐才是我教书的终极目标。但是回到深圳后，我根本无法快乐教学，学生的基础实在是太差了，我不得不采取传统的方法把知识灌输给自己的学生。在支教的时候，我几乎不给学生布置作业，即便是布置作业，也绝不会超过四五道题，但在返回深圳任教不到两个学期，每天都要布置作业，每天都分批改作业，每周都要考试，每周都要给学生做“周末卷”，有些时候连我自己都非常厌恶自己了。

　　看到学生在课堂上的痛苦麻木表情，看到学生因成绩太差而被老师训斥被家长责骂，看到堆积如山的考试卷练习卷，我想，我所见的是素质教育吗？我们推行的是实实在在的应试教育，为什么我们总是想掩盖这一点呢？我们究竟要教给孩子们什么？我们为什么总想把每个学生都培养成“科学家”？我们派遣校长到美国去，到澳洲去，到发达国家去学习先进教育经验，我们的教室里有了多媒体，我们让课堂热闹起来，于是我们就开始大呼小叫地宣称我们实行的是素质教育了，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是有思想，会动手，会创造的学生了，诺贝尔奖快到了，你相信吗？

白洋河

应试教育的确应当改革了，否则学校真的会成为孩子精神的坟墓。实行素质教育没有错，但我们推进素质教育的方式绝对有问题。前不久我在《读者》上看到一篇题为《瑞士的真正魅力》的文章，有这样一段话：“瑞士高度重视教育的均衡发展，即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瑞士教育最突出的，最有特点的就是他的职业教育了。九年义务教育即初中毕业后，学生开始分流，约70%的毕业生进入职业学校（也称徒工学校），瑞士人认为，一个国家不能只培养科学尖子，还要培养职业尖子。正因为瑞士对教育的高标准要求，一个仅有700万人口的小国，不仅出了16个诺贝尔得主，而且孕育了世界一流水平的金融，旅游，酒店，机床，钟表，电子等行业。在瑞士，徒工学校出来的人照样可以鹏程万里，瑞士最大的银行联合银行的大老板施图德尔就是徒工学校出身，据统计，在日内瓦，75%的老板均出自徒工学校。

　　看完这篇文章，给我很大感触，我不知道在瑞士是否存在“素质教育”的说法，但我相信这才是实实在在的素质教育，而且是最适合我们借鉴的教育模式。但我们始终把高等教育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高校盲目扩招，高等教育产业化已经让我们的大学生“含金量”大幅下降，大学生就业难度增加，高级职业技能人才奇缺，这些现状都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均衡教育才是真正先进的教育，而我们的教育不是，小学教育根基不牢，高等教育脱离实际。宁愿读最差的大专院校，也不愿意读最好的职业学校，这样的观念流行其实就意味着素质教育的失败。

　　后记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重温这些话语，我的心里已经没有丝毫激动。我喜欢教书，但我不相信教育，我的躯体在这个繁盛的都市里流浪，我的灵魂已经死去了。总有一天，我要到中国最偏远最美丽的山村去支教，谁愿意与一个虚幻的志愿者同行呢？

白洋河

很长时间以来不敢涉及这个话题,因为自己在曾经的乡镇主要领导岗位上没有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最大的努力使之改观,有一点歉疚.但现在还是忍不住,把一些想法记下来.
    乡村教师现在的地位,低得可怜.在市场经济社会以穷富论输赢的环境中,他们在农村大体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而且,师道尊严,社会对教师应有的尊重,已经被更注重现实的农民看得很淡,甚至被一些暴发户狂妄地因脚踢开.
    所以现在很多乡村教师对工作抱着应付的态度.走向极端的甚至很可恨:我们一乡党委书记到村小学,翻看学生作业,竟发现孩子写1+1=2被老师打了叉号,1+1=3却被打了对号;我因一堂叔去世在家守灵,翻看在村小学读书的侄子作文本,看到老师红笔批语,一共四行,每行错别字竟都在四个以上.
    优秀乡村教师有没有呢?有,但少得可怜.而且,对他们来说,就出现了本文题目中的问题:对得起学生对得起良心,就对不起自己!他们作出了最大的奉献,但得到的,依然是同样微薄的薪水.
    对于乡村管理者来说,对优秀教师,无力给予应给的奖励,因为乡村财政根本就是连保证基本工资发放都困难的财力;对不称职的教师,也无可奈何,因为没有管理权限,前面提到的乡党委书记当时坚持要求教育局开除那位教师,但人家有后台,不长时间调到了更好的岗位.
    我想,本来应该是有更多的优秀乡村教师的,是环境,是恶劣的客观条件,阻止了更多优秀乡村教师的脱颖而出.
    整个教师行业,都挺不容易,乡村教师尤甚.构建和谐社会,缩小城乡差别,首先应关心这个利在千秋,处理不好也会遗祸千秋的问题.

附:南方都市报 教师没有尊严教育也无希望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前日主持座谈会，专门研讨教师待遇。汪洋认为，成熟的领导者必须重视教育，否则就不是合格的领导。面对尖锐的质疑，他同时承认，教师待遇水平能否提高，关键在于各级党委政府有无责任心。座谈会定下时间表，要求广东在两年内解决代课教师问题，并使教师平均工资与当地公务员大体相当。而到明年教师节，省教育厅要通报各地解决问题的进度。

　　以省委书记的名义发出军令状，决意根治教师待遇尤其是代课教师的积弊，这是汪洋送给全省75.6万名中小学教师的节日礼物。不过，这一承诺牵扯出苦涩的背景：广东122个县中，教师平均工资比公务员低的县有86个，其中差距在500元以上的县有49个，大约占四成。而中小学代课教师更高达5.2万人，为全国之最，亦即每百名教师中就有近7名是无名分、无福利的教师雇工。

白洋河

　广东向来领风气之先，在诸多领域享有众多无可匹敌的荣耀。仅就国民生产总值GDP而言，去年已达3万亿元，领先新加坡等国家，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也丝毫不为过。然而，骄人的省情并非全部，它也有令人感到焦虑甚至羞耻的一面：全省公办教师平均月收入1200元，代课教师则更低，三四百元不等，在部分地区只有区区200元。在拥有最多代课教师的同时，广东中小学教师空编6万多个。

　　教育的功用无需论证，可教育绝非空中楼阁。教师是建构的主体，他们的尊严是教育的凭依。师尊在，则教育存；师尊沦陷，教育必定没有前途。汪洋在出访国外前，召集教育座谈会，其决议无他，仅是重申了这些常识。而在行动层面，更着意督促政府官员直面教育界的困顿，杜绝懒惰和懈怠，摒弃教育行政中官僚主义的顽疾，以期唤醒公共财政对广东教育更广泛的担当。

　　公共财政对代课教师的轻慢，从空编数万的事实就一览无遗。假若对教育还抱有一丝单纯的念想，那么，代课教师这个称谓都是对教育、对广东人的侮辱。显然，这个群体的付出与回报绝不相称，极度失衡竟然是他们的常态。代课教师无法从高强度的职业作为中收获起码的生活尊严，可恰恰是这些人在支撑广东义务教育的基础。

　　代课教师是留存于教育行业的歧视现象，它以制度化的不平等安排制造了教师队伍中的不公。如今，无论是从对教育负责的立场，还是从对座谈会决议负责的角度，广东都到了一揽子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刻。实践证明，乃至于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的经验显示，解决包括代课教师在内的教师待遇，障碍不在于钱多钱少，而在于公共财政是否负责，其潜台词则是地方官员能否执政为民。

　　这些年来，不管是全国还是广东的教育审计，都能发现挤占、截留、挪用甚至贪污教育经费的大批案例。教育投入本来就少，却往往成为官员在树立政绩中最容易牺牲的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讲，扭曲的政绩观变相抹杀了教师尊严。匡扶师尊必先整肃吏治，除了决心之外，广东也要完善辅助性的制度。不然，改善教师待遇可能无法长久，建立教师保障的长效机制也难以奏效。

　　汪洋形容反映教师待遇的问题是“血淋淋”的，此言非为夸张。对于收入微薄的师者特别是代课老师，日夜都挣扎在经济窘迫与身份压制的双重煎熬中，他们背负着广东教育的希望，却过着自己并不想要的生活。若比照肩负的使命与价值，他们本不该深陷在如此不堪的状态中。广东应该也能够解除他们的束缚，为师尊拂去蒙尘，一如粉碎落后的代课教师制度。

　　解决中小学教师待遇，珠三角地区用一年，欠发达地区用两年，而计时已经开始。这也可以理解为在岭南进一步恢复师尊的全部时间跨度。广东要重新做选择，公共财政必须增加新的方向，公共行政则要透过教育界显现健康的执政观。相较于历史欠账，尤其是对教师群体已经欠下的那些感情债、财政债，目前要做的那些事务不是为了建功，而意味着迟来的救赎，实因师尊与教育同在。

白洋河

乡村教师:对得起学生对得起良心,就对不起自己

wlgq

好文章！

chenxq126

好贴。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