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第十四辑）

郭德军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郭德军

将军故里之红色花桥
文/蓝和贵


花桥(曾名花官桥)，位于武穴市(原广济县)东部，濒临太白湖。建国前，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加之水草灾害频繁，人民长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花桥是块红色热土，是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一个重要支点、 广济县革命活动中心。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在全国秋收起义和黄麻暴动影响下，广大劳苦大众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掀起反帝反封建革命浪潮，在斗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事迹，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革命火种播撒花桥

大革命时期，革命火种传入花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1925-1926年，在武汉大学读书的张五喜和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杨愈，先后回到家乡，宣传马列主义真理和共产党救国救民的主张，帮助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提出口号是:“一切权力归农会，今日农民要掌权!”“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开展“三杀四抗”斗争。他们率先在郑公塔、戴文义、毛仁山、刘城、刘六西、蓝杰等村建立农民协会。此后又在广济县农民协会指导下，境内共建有农民协会39个，会员达4000余人。1927年3月，郑公塔农民协会组织100余人，举行反英示威游行，举着“打倒帝国主义!”“英国佬滚出中国去!”标语牌，由郑公塔街游到王祥垸，砸毁了天主教堂。同年3月，刘城农民协会主席刘德利组织刘六西、蓝杰农民协会共500余人，高举会旗，臂戴袖章，揪着大土豪刘秀学，令其头戴高帽，背绑扒子，手敲铜锣，边走边喊：“世人莫学我，剥削罪孽多”……路经30多个村庄，行程30多华里。这次革命行动规模之大，是广济县东部地区前所未有，起到示范作用，群众拍手称快。此后，对陈二和等5家大土豪进行斗争，没收稻谷3000余担，罚款银元5万余元，没收土地300多亩，实行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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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1925年秋，来自中共鄂东特委派遣的负责人周为邦、潘丹桂、吴致民，在花桥戴文义、刘六西等地，会同刘汝翼(中共党员)一起，秘密接触进步人士和贫苦农民，从中物色对象，吸收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党组织。1926年2月1日，初建观音寨党小组(3名党员)。同年10月建立起花桥地区第一个——中共刘六西党支部。至1927年底，先后建有戴文义、郑公塔、蓝杰、刘北垸、曹塘、刘国梁、上刘城、郭德元、毛仁山、童司牌等共12个党支部，计党员108人，隶属中共湖北区委和湖北省委领导。1927年12月，在龙坪罗家垸正式成立中共广济县委员会，在1-3届县委委员中，刘汝翼、蓝文峰、胡治楚、刘甲先、蓝世遇、刘培之、刘谷、杨愈、白杨林9人均是花桥人，刘汝翼、蓝文峰先后任县委书记。县委机关无固定地点，多数时间设在龙坪、花桥杨广、干华、戴文义办公，因这些地方国民党统治较薄弱，群众基础好，有利于隐蔽和开展工作。与此同时，在太白湖庙尔咀设立了鄂皖赣边区地下交通联络站，指定共产党员刘佑予负责。1928年2月，由吴致民、周为邦主持在戴文义召开第二次县委全委扩大会议，改选县委和决定下设上刘城等三个中共区委会，刘汝翼兼任上刘城区委书记(抗战时期于1942年6月，成立中共郑公塔区委会，潘天林任书记，郭德元区委会蓝海泉任区委书记)。1929年2月，中共中央派员来太白湖联络站召开广济、黄梅、蕲春、宿松、德化三省五县负责人会议，研究决定巩固和发展党组织，开展武装暴动计划。




武装斗争打响花桥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解散工会组织和农民协会。花桥地区党组织遭到不同程度破坏，不少革命骨干被杀害，幸存者揩干身上血迹，掩埋同伴尸体，走进了“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年代。为了贯彻执行党中央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确立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928年3月，在戴文义观音寨组建了广济县第一支农民武装——观音寨游击队，辖4个支队，有30余人枪，周为邦任司令，主要活动在花桥、干仕和太白湖区一带，打击和震慑敌人。1929年秋，成立花桥赤卫队纵队，辖花桥、郑公塔、蓝杰、毛仁山4个大队，31 个中队，赤卫队员达800余人。他们用大刀、戈矛和部分枪支武装自己，同国民党驻军和民团开展斗争。除在当地进行过20多次与敌人和土豪劣绅较量外，还配合县暴动委员会和游击大队共2000多农民武装，一举攻克梅川县城，砸毁伪县政府。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一次广济秋收暴动。在取得胜利的基础上，花桥全境普遍建立了红色苏维埃政权。于1930年5月15日，在戴文义祠堂召开近千人大会，成立复盛区苏维埃政府，选举郭太学为主席，同时，建立了5个大乡、41个小乡苏维埃政权组织(含大金、余川部分)，使劳苦大众扬眉吐气，从而使革命活动不仅没有停止，而且由隐蔽到公开，由低潮转向高潮，用武装斗争保卫红色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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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6月，中央红三军团第八军四、五纵队由阳新进入广济，在鄂东和广济游击队配合下，经过几次战斗，使游击队得到锻炼，并将两支游击队合并为鄂东游击大队，纳入红八军四纵队，随后抽调部分指战员和一个手枪排于8月中旬率领他们共400余人，来到花官桥、蓝杰大境进行整训整编，经过九天整训，按正规军编为三个中队、一个特动队。整训期间，花桥地区有100多名赤卫队员参加(后大部分编入红十五军独立三师九团)。按红八军原策划在广济就地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但由于国民党夏斗寅、郭汝栋部闻讯前来围剿，将参训全部人员转移到黄梅考田山冲吴祥村，集结并与皖西红军会合。于10月16日正式成立红十五军。从这里走出去的花桥籍红军战士经过长征，有陈康、蓝侨、陈金钰、张春森、杜国平、刘赞洲成为共和国开国将领。加上建国后参军的郭锡章中将、蓝吉银少将共8位将军同一个故乡；在红军中还有师团级指挥员9人。有诗赞曰:“本色花桥名远扬，古来尚武出忠良，陈康开国英名永，坐镇南京郭锡章。翻史简，阅沧桑，此地当年起苍黄，红军播下英雄种，八个将军共一乡。”红军北上后，将独立三师九团留在鄂东地区坚持战斗。1931年2月，由蓝文峰(红九团三营教导员兼广济县委书记)、朱哲余(三营一连指导员)率领三营280名战士，遵照红军毛泽东委员在井冈山创导“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略战术，回到花桥攻打郑公塔团防，救出被关押党员群众36人。紧接着又组织到郭德元团防劫狱，击败国民党驻军一个连，击毙3名伪军，缴枪20余支，救出被关押党员群众50人。

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2月，蕲广边中心县委派遣宣传部长兼军事部长向洪，来到广济组建黄广边县工委，同时建立黄广边县军政联合办事处，花桥岳朝胜任过工委书记、主任(正县级)。在工委和办事处指导下，形成以广武路为界的东西两块抗日根据地。花桥、余川、龙坪为东片根据地，主要负责人干淑斌(余川干仕人)、潘天林(花桥郑公塔人)、柳升(龙坪人)。其中花桥地区建立了郑公塔、郭德元两支抗日武工队(亦称便衣队)共100余人枪，队长分别是潘天林、蓝海泉。花桥地区有童司牌、下杨受两个日军驻点，他们经常到处残害百姓和抢夺物资，强奸妇女，无恶不作。武工队配合新四军五师独二旅张体学、贺导海、黄世德、干鹄率领的部队，先后在郑公塔、童司牌、陈巷与日军交战，消灭日军30多人，救出苦力百姓10人。1943年5月，夜袭童司牌日军驻点，打死日伪军20余人，缴枪20余支和一门六零炮。期间，还在花桥吸收20多名青壮年参加新四军被送往大悟充实五师兵力。抗战老战士张光国(94岁)至今健在，享受政府优待。他爱党爱国，在四川汶川发生地震时捐献1000元抗震救灾。

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成立花桥区干队武装，有100人枪。1948年3月2日，由区干队政委程国英领队，在黄广独立营配合下，发动夜袭童司牌国民党驻军战斗，全歼国民党青年军三个连，击毙13人，俘敌100余人和溃逃中淹死1人，缴获步枪100余支，机关枪3挺和大量子弹，取得辉煌战果。



烈士鲜血染红花桥

干革命不怕流血牺牲是共产党人立下的誓言。从土地革命、抵抗日本侵略者到解放战争，据不完全统计，花桥地区共有1300多人倒在敌人枪口之下。其中由民政部门登记的革命烈士489人，在烈士中党员干部446人(包括县委委员以上领导干部13人)；妇女干部12人，被左倾路线错杀9人。

一家满门忠烈的蓝杰垸蓝文峰、蓝世遇、蓝世秋仨兄弟为革命献身，名垂青史。蓝文峰1896年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梅川学徒时组建店员工会。1927年任中共广济县委组织委员，1930年任中共广济县委书记，1931年8月被国民党捕捉，伪县长周朗秋提审他，他慷慨陈词:“共产党人为革命视死如归，流血不流泪。”在狱中自编自唱:“一不想头戴乌纱坐官位，二不想黄金白银成山堆，实只想为革命为人民，但不知大好河山又被贼来摧。我身落囹圄死而无悔，蓝文峰生是共产党人，死是共产党鬼，且看贼辈把我怎么为!”于同年12月就义于梅川教场街。

时任中共广济县委委员、复盛区委书记杨愈，花桥杨广垸人(曾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回乡从事革命活动，不幸被反动民团兼任三区区长蓝太和抓捕，在郭德元团防审他，他一声不吭，敌人用力按他拒不下跪，蓝令其团丁用刀割断脚筋，拖到后山坡绑在树上乱刀砍死。

朱哲余，花桥陈其垸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本垸陈家祠堂创办列宁小学，为革命培养后备人才。1930年担任复盛区秘书。他通过其妹夫蓝文胜在国民党南京宪兵团任职(中共地下特别支部书记)，购回一批枪支弹药，用于扩充武装赤卫队。同年参加红军，任红十五军独立三师九团一连指导员，于次年4月在黄梅考田作战时牺牲。

1944年秋，一群日本鬼子从太白湖坐皮艇登岸，窜到向垸、枫树林垸进行扫荡，抓去38名男女老百姓，用麻绳捆绑在一起，放在大树场地上，实施法西斯手段，用机枪扫射，尸横遍地，血淌成河。这种惨无人道的深仇大恨，人们至今铭记在心。这正是“青山撮土埋忠骨，革命自有后来人。”

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四十八军一支部队，南下路经花桥蓝杰，战旗飘飘，所向披靡，秋毫无犯，群众听说是朱毛队伍，喜笑颜开，上前慰问。同年4月9日，广济全境解放，胜利曙光照亮大地，从此人民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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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花桥广大干部群众，继承光荣革命传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扬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精神，战天斗地，改造山河，充分利用山、水、田资源优势，普及农业技术，挖掘生产潜力，使农、林、牧、副、渔实现稳产增收。把一个贫困落后的地方转变成鱼米之乡。特别是改革开放、撤县建市以来，历届镇党委、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一系列方针、 政策，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团结带领干部群众，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科学谋划，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担当重任。在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创造优越投资环境，加速城镇化建设步伐和生态文明建设，大搞招商引资，兴办工业集群，形成机械制造、小五金系列产品、纺织服装、化工建材、粮油加工五大支柱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使全镇城乡面貌为之一新。地区生产总值年年攀升，2020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0多亿元，市场繁荣，群众物质文化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从而由一个边陲小镇一跃成为人口近10万的特色新型重镇，武穴市域副中心，黄冈市20强和国务院评定全国城乡建设重点镇。

郭德军

余川三座革命烈士陵园向我们诉说壮烈的历史

文、文建华




在大别山南脉的湖北省武穴市余川镇有三座革命烈土陵园，一座陵园在大山里，一座在大山脚，一座在小山坡，这三座革命烈土陵园都是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国庆中秋双节，带着对革命烈土的思念，我与朋友从武穴市城区乘中巴车出发，经过45公里到达了余川镇，在余川镇所在地松山咀社区租了一辆的士车，由近至远先后到达余川 烈土陵园、大别山区革命烈土陵园、太平山革命烈土陵园。

余川镇烈士陵园由余川镇于1997年4月在余川村荆竹大河边俢建，后大河洪水将河坝脚冲毁，烈士纪念塔倾斜，考虑烈士纪念塔长久，于2014迁到周围村一座小山坡。

这座烈士陵园纪念碑上刻了七十多年前，为了祖国的强盛，民族的尊严，人民的幸福，领土的完整，在鄂东余川大地上牺牲的345名先烈。

走进陵园，只见通向烈士纪念碑大道上两边苍劲有力柏树冲天，66步台阶两边的桂花香气扑鼻，烈士纪念碑周围由武穴市人民政府拨付5万元资金修缮的围墙格外醒目，烈士纪念碑上的余川烈士纪念碑七个金色大字在太阳照耀下闪闪发光。

大别山革命烈士陵园是余川镇人民政府为了纪念1927年中共鄂东特委书记吴致民和黄广起义的负责人周维帮来到余川镇大祝村一带，找到当时以私塾为职业的彭维铺，发展党员40余人，在大别山龙王庙组建农民自卫队，于1929年9月举行复盛区秋收起义，并于1930年6月在大别山武穴市（原广济县） 余川镇大祝村龙王庙成立了原广济县复盛区苏维埃政府。此时，原广济县复盛区苏维埃政府组建了600 余人的赤卫队武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1930年底，遭到国民党部队疯狂围剿，有130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国民党残酷杀害。为了让革命烈土精神代代相传，由武穴市人民政府拨5万元，当地老百姓自发捐款5万元，于2014年修建大别山革命烈士陵园。2016年因遭洪水袭击，部分设施冲毁。为了及时修复被冲毁的部分设施，武穴市人民政府拨付2万元，进行维修加固，现在大别山烈士陵园四周是一年四季青的四季苗木，130余名烈士得到安息。

太平山革命烈士陵园坐落在海拔900米的余川镇大平桥村，这座陵园是由历任龙感湖农场三分场书记、武穴市电力局副局长吴宝生，他离休后思念共同战斗在太平山区为了解放全中国而英勇牺牲的五省52名烈士，他自己捐资2万元，并四处募资3万余元，于2004年修建太平山革命烈士陵园。此陵园建成后移交太平桥村两委管理。这座陵园于2016年也遭洪水冲击，围墙倒塌100多米，为了保护好这座烈士陵园，武穴市人民政府拨款3万元拆掉倒塌围墙，重新再做起了3米高的新围墙，确保了这座高山上太平山革命烈士陵园设施完整。

这三座烈士陵园都已列为余川镇革命传统教育基地，落实专人看护。每年在清明节，余川镇党委组织党员干部、职工到烈士陵园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各中心小学组织学生前往这三座革命烈士陵园进行献花篮，向革命烈士纪念碑默哀，接受革命传统历史教育。

看到这三座革命烈士陵园，这些烈士过去为了解放全中国，他们英勇善战，牺牲在武穴市余川镇大地上，他们虽已离开我们，但英名长存。他们的革命精神就像陵园大道两边的盛开桂花香飘万里，永不凋谢。

郭德军

刘甲先(1894-1931)，湖北广济(今武穴)人。革命烈士。

幼时，在本地读书，后考取武昌中华大学。入学后，参加了"利群书社"。在这里，他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列著作，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盛夏，国民革命军进入湖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他和刘汝翼等在广济东南地区的刘陆溪、刘北垸等地宣传发动农民，着手组织农民协会。
幼时，在本地读书，后考取武昌中华大学。入学后，参加了"利群书社"。在这里，他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列著作，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盛夏，国民革命军进入湖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他和刘汝翼等在广济东南地区的刘陆溪、刘北垸等地宣传发动农民，着手组织农民协会。先后建立刘陆溪、郑公塔、兰杰等地的农民协会。同时，建立了刘北垸党支部，任党支部书记。当北伐军进入广济时，他和刘汝翼在郑公塔召开欢迎大会。上台宣讲北伐战争的大好形势，阐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号召国民团结起来，赶走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根据中共鄂东特委的指示，他白天教书，夜里化妆农民，到处张贴"打倒豪绅"、"革命到底就是胜利"之类的标语。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精神传到广济后，他领导农民开展"三杀四抗"斗争，亲自领导成立了"兰杰暗杀团"，兼任团长。不久，当选为中共广济县委委员，又在花桥、大金铺等地组建了暗杀团，用"赤色恐怖"对抗"白色恐怖"。他亲手处决了横行乡里的恶霸陈九畴的儿子陈金，放火烧毁了反动豪绅田俊侯的房屋。1930年5月，任中共复盛区区委书记，后任中共蕲(春)黄(梅)广(济)中心县财政委员。1930年11月，国民党十三师进入广济，革命转入低潮。

折叠编辑本段英勇就义
"清乡团"和土豪劣绅狼狈为奸，放火烧毁了刘甲先的房屋，并捆绑了30多名无辜群众，横加毒打，要他们交出刘甲先。否则，就要把刘北垸的房屋烧光，人畜杀光，财物抢光。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刘甲先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在一次审讯时，"清乡团"团长兰慧孚咆哮着:"如不交出你们的组织成员名单，我马上枪毙你!"刘甲先回答道:"怕死不当共产党!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凶残的敌人，又用铜钱烧红往他身上贴，几次痛得昏死过去，敌人又用冷水往他身上淋。尽管毒刑用尽，他始终坚贞不屈，最后敌人又用铁丝穿过他的锁骨，拉到龙坪、武穴游行。每走一步，鲜血就从肩头往下滴，铁丝牵动一下，就一阵绞心的疼痛。而他仍然昂首自若，高呼口号，高唱《国际歌》。他在狱中写信鼓励妻子坚持斗争，并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给尚在母腹中的胎儿取名"继吾"。意思是继承他的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1931年元月，英勇就义于武穴。

郭德军

那些年，我的祖父和他的兄弟们

文 解相吾



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年代。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安）麻（城）起义，为了穷人闹翻身，为了人民当家作主，无数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不怕牺牲，英勇奋斗。那些年，我的祖父和他的兄弟们在鄂东大地上，用青春和生命写下了不朽的革命篇章。

我的祖父解铭庭字蕴五，兄弟五人中排行第五，人们习惯上称他“老五”、“五爷”。念过几年私塾，当过学徒，后来生意失败，破产还债，在四祖父解朗辉（铭桃）的带领下，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四祖父解朗辉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较早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是广济县早期地下共产党员之一。在四祖父的引导下，祖父五兄弟有四人参加了革命，只有三祖父解养愚（铭熙）早年外出下南洋去了。

1927年2月，中共广济县县委成立，刘汝翼任县委书记，我的四祖父任中共广济县县委委员，行动十分隐密。1930年4月，广济县第一个工农政权苏维埃政府成立，四祖父解朗辉任广济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周祥林任县苏维埃政府暴动委员会（简称暴委会）主席，祖父为暴委会委员。其时广济境內设复兴、复盛、复祥三个苏维埃区，大祖父解国（铭箴）任复兴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二祖父解训堂（铭甘）任永西乡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0年5月，根据党中央指示，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第一次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时，李立三找来鄂东代表滕代远、何长工、吴致民、徐宁甲等人，专题研究在党中央领导下，成立鄂东特委。6月29日在阳新县太子庙王官山正式成立了中共鄂东特委，由湖北省委巡视员吴致民任书记，组织部长方步舟、宣传部长石继民、军事部长郭子明，秘书长刘溪三，四祖父解朗辉等为特委委员，鄂东特委管辖阳新、大冶、鄂城、通山、黄梅、广济、蕲春、蕲水（今浠水）、瑞昌、武宁10县，直属党中央领导。那时期，革命形势大好，四祖父从阳新根据地回到武穴时，骑着高头大马，身挎盒子枪，威风凛凜，土豪劣坤闻风丧胆。当时有句顺口溜道：解朗辉进了城，店铺要关门。

后来因为国民党郭汝栋部对蕲（春）黄（梅）广（济）地区发动了疯狂的围攻，黄梅中心县委书记曹振亚不幸牺牲，本地区的党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损失。为尽快恢复、健全蕲黄广地区的党组织，鄂东特委决定撤销黄梅中心县委，建立广济中心县委。派罗冠国（鄂东特委执行委员）、蔡申熙（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和陈奇（红八军四纵司令员）带领一支40余人的游击队（红八军四、五纵队成员），立即渡江北上，在田家镇，与前来接应的广济县委书记倪赭香（真名胡缄三，圻春人）接上了关系。随即他们召开会议，组成了以鲁连（即罗冠国，阳新人）为书记，蓝文峰（浠水人）为组织部长，倪赭香为宣传部长的中心县委，领导蕲黄广地区四县的工作。中心县委机关设在广济之大金铺。



1930年8月中旬，解朗辉前往复祥区开展工作，夜宿仓头埠高家村，被叛徒出卖，遭到周笃垸周子席为首的反动民团武装围剿，突围时不幸因枪支走火击伤大腿而被捕。开始关押在梅家岭，并扬言押送到县城梅川。祖父在得知四哥解朗辉被捕消息后，焦急万分，急与鲁连、周祥林等人召开县暴动委员会会议，商讨攻占县城，营救解朗辉。8月22日晨，陈奇率红八军四、五纵队的游击队和广济县暴动赤卫队共1000多人，分三路对县城发动猛攻，战斗仅2小时，击溃守敌，占领县城，然而打开牢房后并未找到解朗辉，原来敌人十分狡猾，解朗辉仍在仓头埠秘密关押。23日凌晨，革命武装南下分三路包围了周笃垸，虽然消灭了该股民团武装，但敌人在溃逃前已经将解朗辉钉在耙齿上活活烧死了。解朗辉的牺牲，大家万分悲痛，鲁连与县暴委会主席周祥林一起来到我家里向我的太祖母表示哀悼和慰问，并连夜组织创作了红色戏剧《解朗辉殉难》，在鄂东各地公演。



1930年9月，中共广济中心县委在广济郑公塔召开蕲黄广三县县委书记会议，鄂东特委派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在江北重建革命武装。会后，由黄梅、广济两县抽调十一名共产党员组成鄂东游击队，作为武装斗争的骨干。同时，积极发展秘密农会和赤卫队，准备起义力量，成立工农红军。经过扩红宣传，大批农民子弟参加了赤卫队，走上了革命道路。

10月5日和11日，陈奇率红八军四、五纵游击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两度占领梅川县城，然后奉命率部去黄梅考田冲集中。广济县赤卫队在鲁连和祖父等人的带领下，有近1000人，800多条枪（含土铳），浩浩荡荡跟随陈奇一道上山（这批人中后来有5人于1955年授少将军衔：陈康、蓝侨、杜国平、张春森、陈金钰）。



10月26日，以平江起义后红五军、红八军的余部和地方赤卫队共2000余人1500余枪，在黄梅考田吴祥大垸，组建了红十五军（军长蔡申熙，政委陈奇，参谋长汪少剑）。为了执行“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决定，他们随即奉令北上黄（安）麻（城），与红一军（军长许继慎，副军长徐向前）会合，只留下一个连坚持斗争，祖父等人因兼任地方武装领导被留了下来。随后，广济中心县委决定，这个红军连加上蕲黄广地方武装，于11月28日在黄梅吴祥大垸旁的栗子园合编组建了红军独立武装红三师九团（约500人，仅百把条枪，其余都是些土铳，梭镖等），红十五军后方留守处负责人张克勤任团长，余壮飞任政委，祖父任副团长兼参谋长，简称为“红九团”。红九团以黄梅“四山（考田山、小溪山、垅坪山、古角山）”为根据地，在黄梅县委领导的地方武装密切配合下，进行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当时的红色歌谣唱道：正月里，是新年，红军到了上下彭，豪富捉到要钱取，保甲捉了命不全……



1931年2月，国民党第十四师陈诚部、二十六师郭汝栋部第78团在宋天佑、宋维新等地方反动势力的配合下，由叛徒张汉水作向导，向苏区军民凶残地发起了进攻。他们出动全团兵力和县常备队、地方团防，向中共黄梅县委所在地（小溪）进攻。中心县委调集蕲、黄、广赤卫队，预备队和地方干部一万多人，使用土枪土炮进行反击，打退了第一次进攻。几天后，国民党军队分三路进攻小溪、考田和垅坪，一场激战展开了。由于双方兵力悬殊过大，北区苏维埃所在地——小溪观音庵被国民党军队捣毁。考田和垅坪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伤亡十分惨重。垅坪山一部分伤员边打边掩护群众向后山一带撤退，走不动的伤员只好就地隐蔽不动。

国民党所到之处，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见洞就炸(避难群众大多躲藏在山洞)，用粪汁灌洞，用浓烟熏洞。残暴的敌人在黄梅的北门山上，一次就屠杀了黄、广两县干部、群众达600多人，整个蕲黄广地区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红三师九团和党政机关也被敌围困在方圆不足10里的老祖山上，本拟北向突围与徐向前部（当时在麻埠一带）靠拢，虽经浴血奋战，多次突围，但伤亡惨重，未获成功。无奈之下，中心县委书记鲁连、红九团团长张克勤在白云洞召开红军和各县负责人紧急会议，作出了不作无谓牺牲、保存革命火种、分散突围的决定。至此，红九团悲壮地划上了句号。我祖父兄弟三人半夜潜出后逃到灵山脚下二祖父的岳父家中，派人往家里打探消息，太祖母急命祖父等人速往外逃，于是他们逃到九江，但因白色恐怖严重，无法存身，只好就此分手，从此隐姓埋名，天各一方……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郭德军

余川老屋翻建记
文、刘林君


我们家的祖屋，坐北朝南，是一进二重的老宅，立在刘塆的村口，屋后是一排青翠的竹林。祖屋的中间，有一口天井，上有天窗，抬头能望见一片蓝天。天窗对应的地面，是一方青石垒成的承水池。天窗与承水池合称为：天井。行话叫四龙归井，为聚财收气之意，实为给偌大的上下厅堂，留一个采光通风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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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屋为五户族人共居，我的祖父排行第二，人称二爷。其它的四房住户，我辈称之为大爹、三爹、五爹、六爹。我们与大爹相邻，居大宅的东南部，在进宅门的右侧。三爹和五爹居西南，在进宅门的左侧。六爹一家居后。天井的上下厅堂，虽为公用场所，但挨各家的门边，都垒有灶台。还有各家的饭桌板凳。每到做饭的时候，上下堂口烟气相绕，饭菜飘香。大小三十几口，嘈杂之声，甚为热闹。

六十年代末，三爹和五爹独立门户，搬出大宅，在老宅左前边另建三间瓦房。大爹居室不变，向东另开门口，自成一体。六爹退后拆开，亦建三间。主宅之中，只有祖父的一间半房未动，与东边的大爹相伴。四周的住房拆开后，西南处空了出来，只有老宅的石门栏还在，孤零零地半掩在空场之间。

自我记事，父母在现有的一间半房西侧，往西搭起了一间短房，与六爹的新房并排，中留有二米通道。前部沿老宅门栏，用石块垒出了一个小院墙，守住了老宅的旧址。

八十年代初，共墙头的大爹家，另迁上塆场，居后的六爹也迁新址。让出的空地，父母进行了第二次扩建。将房屋整理成四间正房，三间外露，东侧一间隐于原三爹和爹的屋后。门前撤了院墙，房后圈住了六爹的空宅地，基本守住了老祖屋的旧址。

九十年代后期，农村重新确认宅基地，父亲领受了房屋土地证。2013年，父母在后院自建了一套水泥平房，一室一厨一卫。其间，我的叔父索要祖父的半间宅址，父亲说第二次扩建时，已付一百余元给他，收与未收现没凭证。其时，叔父七十年代中期，已迁出户籍，落在市里，享受双职工的商品粮。况且，交错的众宅之中，如何分出不足十平方的空地来？另一说，祖父六十年代末已残疾，至八四年殁，均由我母亲照料，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叔父夫妇从未过问，即使病危，也不近祖父身前。见到祖父的腐脚和脖上的脓血，无不掩鼻远避，更未出资赡养。1980年因生小妹，全家带祖父六口，停了口粮，母亲不能教书，又身体常病，家中仅父亲上班，时日维难，父亲才找过叔父论及祖父赡养之事，当时计为每月付五元费用，但至祖父1984年殁，此数亦未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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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房自祖屋分拆，历经父母三次扩建，时过半世，新旧墙橼相杂。最后一次的扩建也已过去30余年，四间瓦房仅前一面半墙，用了火砖，其余均为时代不一的土墙。土坯外露，风雨侵蚀得已显败落。每遇大雨，父母都要披蓑持锄，排洪泄流。陈年房顶，亦时常雨漏如注。家里曾相商数次重建，终因种种缘由作罢搁浅。

直至2014年春节，弟弟一家来粤，兄妹三家团聚。最终商定，由我一人翻建，立契为约，父母与小妹作凭，以绝后世之争。其间，叔父果有来电，论及老宅半间之事，对曰：“子承父业，按证翻建，合情合理。况翻建之后，亲人回乡亦为舒适，何乐而不为？”叔父虽不乐，但于情于理，终不能阻止后辈的发展。



至2014年农历五月，由父母操持，开始拆除老房，新房完工于2015年七月间，年底初装完成，历时十八个月。一年多来，父母含辛茹苦，全力以赴，虽劳累，却亢奋欢欣之情溢于言表。

新居落成，三代欢欣。新居按商品房格局，设为两层住房，第三层建瓦顶阁楼，隔热储物。东侧设有高阁如亭，为首。西脊分三翼如展翅，呈丹凤朝阳状。东阁高耸，利于通风采光 ; 西翼展翅，利于承重。东阁内置宗牌供案，居高临位。厅中立柱擎天，旋梯如龙。中厅宽阔，可容八桌。楼上前后环廊回绕，冬暖夏凉。一层设有四室一厨两卫，功能齐备，双层八室二厨四卫，各得其所。

近年，家乡正在建设美丽乡村。其间，也有如我那老屋翻建的杂音，但终究挡不住时代的步伐，挡不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村前屋后、塆场乡道终是整饬一新，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在我们的门前，还建起了一座小花园。花圃之间，设有凉亭，村人闲来，时聚一起，谈天说地，笑声朗朗，无不给这小小的山村，带来阵阵欢乐。如今，父母居新宅不思南来，暴雪骤雨亦不慌乱。亲朋来访，窗明几净，房舍齐整，起居安适，亦不快哉！

郭德军

消失的郭大垸林场
文、郭茂胜
最近看完央视播放的电视连续剧《最美的青春》，我深深的被塞罕坝森林所震撼，更震撼我内心深处的是一群年轻人胸怀远大理想，毅然决然地来到风沙肆虐、大烟荒漠、条件极度恶劣的塞罕坝植树造林，将最美的青春献给了塞罕坝，献给了塞罕坝机械林场，献给了祖国林业事业。我不禁想起了家乡的郭大垸林场。

郭大垸林场（当地习惯称童司牌大队林场为郭大垸林场）位于郭大垸山垴黄土岗地上，在全市林场中享有一定的声誉。属原童司牌大队管辖，周围有郭大垸、郭中垸、郭上垸、黑凹垸、五重瓦垸、彭明山垸等自然垸，始建于1964年，面积960亩，杉树林。据《广济县志》记载：“1980年普查，大部分为中经材，其中100亩杉树胸径平均在24厘米以上。”到上世纪80年代末，我曾经和垸里同龄人在林场玩时，用手合抱过最粗的杉树，足足有一抱有余。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杉树粗又圆，笔直高上天。树多规模大，一眼望无边”，就是郭大垸林场的真实写照。



林场树高林大，清凉寂静。参天大树，遮天避日，只有正午太阳当空时，树林里才有稀疏的阳光透进来；也许林大鸟儿多的缘故，从早到晚都有鸟儿一直在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越发使林里显得寂静。一条从童司牌到花桥的乡村小路蜿蜒穿林而过，仿佛没有尽头，那个时候我们到花桥，基本上是骑着自行车去，途中骑车走在林场这段是最惬意的。记得林场中间有一个人工开挖的战备防空洞，小时候和同伴结伴进去过一次，洞有一人高，洞深据说有一公里。我们当时进去时，脚下有层浅浅的水，水冰凉刺骨，寒气逼人，头上有些小水珠一滴一滴地掉落，滴在地下的水洼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洞内蝙蝠很多，越往里走，蝙蝠越多，蝙蝠受到惊吓，群群结队，飞来飞去，不时撞到我们身上，吓得胆小的发出阵阵尖叫。走进约摸100米距离，洞内一片黑暗，好在当时事先准备好了，有人带来手电筒，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亮，我们又向前走了一段，也许是寒冷，也许是害怕，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出往回走。如今那个洞应该还在吧！



林场因是集体性质，所以大队专门安排有守林员。那时候守林员责任心极强，看护非常得力，很少发现有偷树行为，就连到林场捡柴都不允许，往往都是家里的大人叫小孩去捡。那个年代，农村烧火做饭没有液化气燃气灶，都是烧柴的柴火灶，柴火主要是用农作物秸秆，不足的话就要到野外挖草皮、割野草、捡柴火。林场树上自然衰老的和干死的枯枝是最好的柴火，放学后或者星期天的时候，我们一帮小伙伴经常约在一起，偷偷摸摸地潜入林场分散开来，用带钩的竹竿钩下枯枝，用绳索捆成一捆背回家做柴火。想想那时捡些柴火都不容易，林场四周依地势而成各种障碍，有的地方是深沟，有的地方是浓密的杂刺灌木丛，有的地方是围起来的高坎，在比较容易越过障碍的地方经常会有守林员在巡逻，为了不被守林员发现，我们往往选择从有躲避的深沟出去，这样一跳下去又一爬上来，都要在不被守林员发现的情况下完成。但我们也还是常常被守林员逮了个正着，好在守林员看在我们年纪小，捡的又都是枯枝，往往是教育一番就放过了。但对逮过多次、捡有青树枝的，守林员显得特别严厉，不是说要叫家长来就是说要告诉学校老师，吓得我们嚎啕大哭，而且捡的柴火也全部被没收。



那时候林场是周围老百姓野外劳动中途休息、躲雨、纳凉的好地方。六个自然垸的老百姓出工做农活，一干就是一上午，特别是夏天高温炎热，干上一、两个小时就得休息一会儿，以免中暑，山地上没有一棵可乘凉的大树，只有这片杉树林场，以凉爽的胸怀接纳着这群辛勤劳作的人们。有时候天气晴朗突来风暴雨时，他们也都是放下劳动工具，一头冲进杉树林里，等暴风雨过去后再去干农活。回家与老辈人闲聊时，谈及山地干农活的事，老辈人至今还念念不忘当年那片杉树林。

在我的记忆中，也有当年关于林场发生的传闻。听大人们讲，当年有段时间林场曾出现过“花脸鬼”。傍晚过后，天色渐暗下来，有人走在林场中间蜿蜒的小路上，看见过“花脸鬼”从前面小路中间一闪而过，回家后很长时间一病不起，说是被“花脸鬼”吓着了。之后又接二连三地传出有人撞着了，有的甚至说看清了“花脸鬼”的花脸，传得那时很长一段时间一个人不敢从林场小路上经过。鬼神当然不足以为信，人们后来猜想或许是有人装神弄鬼而已。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不知何故，反正肯定是经过上级有关部门同意批准郭大垸林场伐树，一时间，不到五天近千亩的参天杉树林瞬间变得无影无踪，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之后也曾栽过一些松树、杉树，但一、二十年都没有长起来，如今的郭大垸林场也不知道是怎样规划的？



电视剧里主人公说塞罕坝久远时是皇家园林，“野猪遍地走，小鹿来敲门”，生态环境非常好，景色十分迷人，曾一度乱砍乱伐，生态遭到极度破坏，变成了荒漠，如今又变成了大草原、大森林，逐渐回归到曾经的原始原貌，相信在现在生态环境大保护的形势下，在不久的将来，又将会在郭大垸土地上冉冉升起一个曾经的郭大垸林场！

郭德军

大垸两条巷
文、郭茂胜
郭大垸在武穴花桥镇小有名气，其原因有三：垸大、人多、且无一杂姓。其实了解郭大垸的人都知道，郭大垸小有名气的还有两条巷。

从郭大垸整个村落布局来看，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空中俯瞰，因有长长的两条巷而形成一个向南倾斜的“川”字。两条巷长1000多米，宽约3米，东西贯穿，是垸东边唯一的一口饮用水井、一口大塘和西边山垴宽阔活动场所的连接线，也是全垸人进进出出的通道。



狭长的两条巷起源较早。据《郭氏家族宗谱》记载，郭大垸祖先法兴公生有三子，全部成家后，人丁兴旺，不得已分家，分三处建房居住。兄弟情深，相约各自后人成家建房不要离得太远，三米为距以示情感。经过繁衍生息，一代又一代后人遵从此训，时至今日成此两巷。巷者，窄也。虽路面间距较窄，但却体现了大垸郭氏后人的深情厚义和传统美德。由此我不禁想起著名的“六尺巷”。清康熙年间，安徽桐城张英官拜文华殿大学士，老家的邻居和他家之间有一条一尺宽的小巷，邻居要扩建房屋占用此巷，张家不同意，于是争吵起来，张家写信给张英，张英以诗回信“ 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于是家人主动让出三尺，邻居很惭愧也让出三尺，于是就成了“六尺巷”。六尺巷虽由窄变宽，但却彰显的是中华民族礼让和谐的精神文明。



大垸两条巷虽不能与“六尺巷”相提并论，但也给了我儿时实实在在的乐趣。

难忘雨后“筑堤坝”。记得那时每到下雨天，特别是夏天雨季时，“筑堤坝”是我们那些十来岁孩子必玩的事情，一般是雨一停住，孩子们就从家里跑出来，来到巷子里挖泥围坝。为了占据有利位置，好多孩子雨未完全停住就跑出来，来到巷子西头即流水的上头，占住巷沟稍宽、地势稍陡的位置开始筑坝。坝底下放一个能通水的小竹筒，水一边往下流一边围泥坝，等坝围好后堵住竹筒口进行蓄水。小时候不懂原理，经常是用泥巴强行堵水，特别是大雨刚过，雨量较大、流速较快时，放下的泥巴随即被冲走了，经过多次反复才知道边流边围才能成功。在上游的孩子，等蓄水量较大时迅速地挖开一大缺口，大量的雨水倾流而下，孩子们追着流水往下跑，冲垮下游孩子修筑的堤坝时，就会爆发出一阵欢笑声。也有孩子修筑的堤坝很坚固，腾住了上游来的流水，看着自己堤坝内水逐渐上升时，也会传出更加得意的欢笑。有调皮的孩子长时间库水不放，巷沟的水库满后就会从路面溢出，这时候有大人看见了就会呵斥他，强行给他拆掉。孩子们筑坝刚开始都是单独筑的，到后来逐渐形成了团队，三三两两结成团队，对内互相加油，对外互相比斗，看谁的团队筑坝坚固，蓄水量大，人气旺。玩到最后孩子们个个都是满脸是水，浑身是泥，但也满是笑声。



难忘学后“赛铁环”。那时候滚铁环在小孩子中很是风行，几乎每个孩子都会玩。铁环通常是用家里箍木桶的铁箍或者是多股铁丝扭成的环形圈做成，推杆一般是用一根竹竿，在竹竿的一端绑上弯形粗铁丝即成。滚铁环就是用推杆推着铁环快速向前滚动，可以说滚铁环既是一项锻炼身体的运动，又是一项掌握平衡把握方向的技术活。孩子们玩着迷的时候，玩到了上学、放学都是推着铁环跑的程度。尤其是放学后，有很多时间可以放开地玩，不像现在的孩子有很多课外作业，根本没有时间玩。现在还清晰记得放学后孩子们聚集在两条巷子里比赛滚铁环的情形。两条巷子是天然的良好比赛场地，一次只能并排2-3人，如果从西至东有一定下坡度，掌控铁环也有一定的难度，反过来从东至西有一定上坡度，推起铁环要有一定的力量和速度。孩子们比赛是自发的，通常是互相之间谁也不服谁的孩子一起比赛，不论年龄，不分性别，只要彼此之间发起挑战，两人同时喊出“一、二、三”就可以比起赛来。那时候和我同龄的有个叫郭某付的孩子，人高腿长，身体健壮，先天条件就占有一定优势，在我们中间滚铁环比赛绝对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到后来在巷子里赛铁环，孩子们谁都不和他赛了。



还有很多在巷子里追逐戏耍、捉迷藏等等儿时的难忘……

大垸两条巷还承载着全垸的热闹。全垸的婚嫁喜事都必须从巷子里经过，由于垸大、人多，喜事也多，经常可见人们站在巷子两边围看热闹，尤其是姑娘出嫁更是热闹非凡。只要是谁家嫁女，全垸喜庆，先是大妈大婶、大姑娘小媳妇和孩子们来到新娘家里，里三层、外三层地看嫁妆，等待上午十点左右男方来人搬嫁妆，一番热闹“为难”（所谓“为难”就是要男方人每个嫁妆说一句恭喜话）之后，男方人连说带抢地把嫁妆搬出屋外来，用红绳杠抬着、用箩筐挑着，前前后后十几挑杠嫁妆浩浩荡荡从巷子经过，最热闹的是傍晚时分新娘子出阁，接连不断的鞭炮声、伴娘三步一停、五步一唱的歌声，还有跟在新娘子后面、站在巷子两侧看热闹的欢笑声，从巷子里传播到整个大垸，将整个大垸淹没在喜庆热闹中。



大垸两条巷见证了我儿时的美好时光，也见证了大垸人经历的风雨变迁，未来还必将见证大垸人的沧桑巨变。

郭德军

母亲养鸡

文：郭茂胜



平素里，住在乡下的老母亲隔三岔五地总要来我这儿小住几天，可今年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还没有来过，不得已我只好利用双休日，骑上摩托车，经常回乡下老家去看望她。每次回去看她时，说接她和老父亲一起到我那小住一阵，可她却总是推辞说：“家里养了鸡。你回来看看是一样的。”

母亲嘴里所说的“家里养了鸡”，准确地说养了十四只鸡。

要说母亲在乡下养个鸡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今年她养鸡意义就非同寻常。



母亲是个地道的农村妇女，今年刚好八十岁，身子骨还算硬朗。只是每到下半年天气变凉后，头上总要系着个包头巾，否则容易犯头昏，母亲说是年轻时生我们姐弟四人没有蓄好月里留下的，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别的什么毛病，按她自己说是长期劳动锻炼的结果。象母亲那个年代的人是中国吃苦最多的一代人，那个年代的苦活儿、累活儿母亲都干过，家里养个鸡对她来说简直是小事一桩。

其实母亲已经很久没有养过鸡了，粗略估算有近三十年。上世纪六、七年代是母亲养鸡的高峰期，那时我们还很小，但回忆起来恍如昨日。

当时我们家是个三间土砖青布瓦房，两扇带栓的木制大门上涂过桐油漆，关上后非常昂合。推开大门，进门左手边便是放置的鸡储（chu）。鸡储纯木制结构，占地约1.5个方，高度1米左右，前面留有鸡门，供鸡进出之用，夜晚等鸡全部进储之后，放下扎板算是关上鸡储门。鸡储上面放有破布和稻草之类的东西做鸡窝，专供母鸡下蛋之用。



每年母亲总要积攒20-30个鸡蛋，供母鸡孵小鸡。孵小鸡非要等到有赖抱鸡才行，否则还真是捉不得母鸡去上抱。母鸡孵小鸡时母亲很是耐心地等待，也很是细心地去关注，经常看到晚上母亲拿着待孵的鸡蛋对着煤油灯光，看鸡蛋内部的变化，直到小鸡破壳而出，我们也会围上去看小鸡颤巍巍地从蛋壳里挣扎出来，那时母亲就会问“蛋孵鸡，鸡生蛋，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问得我们一头雾水。



接下来的是喂养小鸡。每天母亲早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鸡储门，把鸡放出来，让鸡自由活动，自己找虫子吃，找露水喝。等到傍晚时分，母亲就会用少量的谷来引诱，兼用她那独特的唤鸡声，把鸡都唤进鸡储。久而久之，只要母亲一叫唤，家里的小鸡都会立即集拢过来，围在母亲四周欢腾不停。

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小鸡三五成群，大带小，公带母，欢快地成长着。也许是母亲对鸡付出很多爱的缘故，她养的鸡长得特别快，也长得特别像样，个个毛色光亮，体态丰盈， 公鸡帅，母鸡靓，连母鸡下的蛋都要比别人家的大。



在那个经济非常落后、物质严重匮乏的年代，鸡和猪也就成了我们生活的奢侈品。家里养一头猪从年初一直等到年关才拿去卖给供销社，卖的钱除还掉平时借的债务外，所剩无几，勉强过过平淡年，那平时的各种花销、人情世故就全指望着母亲养的一、二十只鸡了。

通常年份，母亲养鸡只留一、两只公鸡做头鸡或打鸣，其余的都是母鸡，母亲说养母鸡好下蛋。到了母鸡下蛋的季节，也是母亲最开心的季节。十多只母鸡每天都会下几个鸡蛋，只要有母鸡从鸡窝里叫唤着下来，母亲一定会去看看有没有鸡蛋。一有鸡蛋她就会小心翼翼地捡起来放在只有她知道的地方收藏好，生怕被我们发现。等积攒多点就拿去卖点钱补贴家用，这也便成了我家唯一的经济来源。鸡蛋不是随便就能吃的，除非家里来了家（ga）公舅爷（外公、舅舅）之类的贵客，或是我们小孩生病有个头痛脑热时，母亲才会拿出几个鸡蛋来弄给我们吃，说实在的，当时我们望着碗里的鸡蛋真的舍不得吃下去。



到了八十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家里分到10亩多的责任田，全靠父母亲两人来耕作。于是母亲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帮父亲种田上，好多打些粮食多卖点钱，家里养的鸡逐渐少了下来。其实真正的原因并不是由于母亲没时间没精力，从母亲的一举一动可以看出另有原因。母亲是个极讲好的一个人，家里比较困难，比如我们穿的衣服虽然破旧，但母亲一定会补好、浆洗干净，让我们穿在身上很是得体。



说实在的，家里养鸡是很不卫生的一件事，散养的鸡自由散漫，凳子上、桌子上飞上飞下，堂屋的地面上想拉就拉，追逐起来鸡毛乱飞，尘土飞扬，可每到吃饭的时候，再忙再累母亲总会把桌子、凳子再擦一遍、拿起扫帚把地面打扫一遍，尽管如此，总还是免不了太重的气味，从我们皱起的眉头上母亲读懂了我们都长大了。有一天饭桌上，母亲不舍地跟我们宣布“从明年起家里不养鸡了，你们都长大了。”那一刻，我看到母亲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似乎要说鸡给我们家做出了很大贡献。



今年，母亲重新养起鸡来，而且养十四只鸡。我问她为什么？她的理由很简单：说给我们姐弟四人及成了家的子女每家两只。自今年五月份以来，由于非洲猪瘟肆虐，导致生猪大量死亡，猪肉价格上涨，一度价格飙升到每公斤84元，而且有一段时间乡下无肉可买。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说要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和父亲一商量，一估算，买了十四只小鸡圈养起来。母亲养鸡还是象年轻时一样，专心倾注对鸡的热爱，一天也不离开，一天也不丢下小鸡不管。眼见小鸡一天一天的长大，母亲非常高兴，仿佛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回到了那个养鸡的年代……



现在每次回家，母亲都要我去看看她养的鸡。看到一个个鸡长得毛光溜滑，丰腴体壮，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母亲哪里是在养鸡呀，分明是母亲通过养鸡对我们传递一份无限的爱呀！

郭德军

老家的红苕

作者：郭茂胜

10 月31 日周末，我骑车回老家花桥郭大垸看望八十多岁的二老。到了家门口，“铁将军”把门，一打听，她们都到山上挖红苕去了。

所谓“山上”，对湖区而言，其实是些比垸场稍高的坡岗地。可别小看这些坡岗地，在上世纪那个粮食紧缺的年代，曾一时贴补过我们当地人吃不饱肚子的问题。山上土壤肥沃，耕作层较深，适宜种植一些红苕、黄豆、芝麻、棉花等经济类作物。父母亲年纪太大，适合扦点红苕，今年也不例外。



红苕，学名番薯，又名红薯，甜薯，山芋，旋花科植物。扦插简便，耐旱易活，产量较高，且全身是宝。在我们那里红苕还有个方言叫法“橘尔”，不知是从哪个朝代、也不知是怎么传下来的，无从考证，为此还曾闹过笑话：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县里干部到我们那里住队，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第一天午餐派到一户人家吃饭时，户主问他吃不吃“橘尔”，那个干部爽快答应吃，因那个时候柑橘也非常少，有“橘子”吃谁不想吃。可等了一会儿，女主人却端来了一碗蒸熟的红苕来，对那个干部说吃“橘尔”吧。那个干部一看傻了眼，无奈也只好硬着头皮吃了一顿红苕午餐。事后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如此，回城后逢人就讲起那顿吃“橘尔”的故事。

家离山上很近，不过一里路程。很快我就来到山上，远远望见父母亲在那里挖红苕。只见父亲抡着锄头挖，母亲在后头捡，龙钟的身板在空旷的山上显得愈发艰难。来到她们跟前时我禁不住埋怨道：“这么大岁数了，还干这么累的活，何必呢。”见是我回来了，父母亲很是高兴，指着掰扯干净的红苕对我说：“你看，今年的红苕真有打（注：产量高的意思）。个头又大又多，你们都爱吃的。”看着地上一堆红苕，已知她们早早来地干活了，我连忙从父亲手里抢过锄头挖起来。我们一边挖着红苕，父母亲一边讲起我与红苕的往事。

曾因红苕挨过打。记得是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那时是走村集体。到了挖红苕的季节，大人在前面挖红苕，挖完一块地后，小孩就可以下地去捡。有一天母亲特地叮嘱我，下午放学后去捡一书包红苕回。可那天放学后，我想做完作业后再去，谁知做着做着作业，竟将捡红苕的事给忘了，等我想起来时，天色渐晚，父母亲快要收工回家了。我连忙拿起书包，把家里分的红苕装了满满的一书包。收工回家后，母亲问我捡到红苕没有？我拿出书包给母亲看。母亲看后，大声问我是捡的吗？我咬紧牙说是的。母亲一再追问我始终说是捡的，气得母亲拿来竹条追着我打，最后被父亲拦下了。母亲说刚捡回的红苕带的土是湿的，隔夜后土就干了，一看你书包干干净净，书包里的红苕土是干的，就知道不是刚捡的，还死不承认，小小年纪不应该撒谎骗人的。她说那是她唯一一次打我，现在想起来的确是该打。如果当时实话实说，说是做作业一时将捡红苕的事忘了，或许母亲也就原谅了我。



也为红苕淘气过。记得是上初一时，因垸大同龄人多，要好的同学经常在一起玩耍，常常有调皮的学生出些歪主意，做些淘气事。比如放学后一起去抽媚雀洋（一种禾本科植物）、采红糖灌（一种灌木植物），一起掐麻麻倥（一种蔷薇科植物）、腌菜子倥，一起烤红苕等等。到了这个季节家里就有了红苕。有一次，五个要好的同学约好放学后一起去烤红苕。上学时各人在家里偷上两个红苕装在书包里，等到放学后，便一同来到空旷的山上，找个偏僻的地方挖个洞，把带来的红苕放进洞里，再分头在周围捡来柴火，就开始烤起红苕来。在慢慢等待时，不知是哪个调皮鬼，点燃了地坎上的毛杂草，一时间火势越来越旺，惊动了在山上劳动的大人们，赶过来扑灭山火后，问明原委，将情况悉数告诉了学校，结果是我们五个学生被学校老师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最为红苕而感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尤其是在我刚出生的前后时期，那时是走大集体，吃工分粮，主粮稻谷根本不够吃，大多数家庭都是吃不饱饭，饿着肚子劳动。幸好村里在山上种了些红苕，分给社员，贴补一下，垫垫肚子，才艰难地度过了那段困难时期。父母亲讲，要不是有红苕的帮衬，指不定会饿出人命来。

虽然红苕作为辅食的那个年代早已尘封在历史的长河中，但现如今红苕依然为改善和丰富人们美好生活奉献一生。人们歌颂奉献精神，常常用蜡烛来作比喻，说蜡烛是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蜡烛成灰泪始干”。其实，红苕又何尝不是如此！奉献了自己的全部，到最终还要“磨成泥浆化作粉”。红苕全身是宝，嫩尖、苕梗都是绿色环保蔬菜，将红苕的嫩尖洗净，加入蒜泥，用色拉油清炒，清淡可口，营养丰富；将苕梗切成小段，加入蒜泥和小红椒，用色拉油清炒，清脆爽口，被誉为“蔬菜皇后”、“长寿蔬菜”。红苕本身既可生啖，亦可蒸可煮。可煨可作粥，可切可晒干，亦可磨成苕粉。无论何种食法，都备受人们青睐。



最让我感动的是红苕磨成粉。磨苕粉的过程是红苕历经磨难、浴难重生的过程。经过这个过程，红苕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它以一种工艺、一种美食食材而为世人所称道。

磨苕粉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的民间加工工艺。由苕变成粉需经过洗苕、擂苕、过滤、刮粉、晒粉等五道工序。那时候洗苕是用一种叫做芋头杖（注：芋头杖是用篾竹编制而成，呈纺锤形，中间开一小口，一头用短竹竿做成手柄）的工具装入红苕，在垸公用水塘里，上下拉扯芋头杖，红苕在杖内翻滚窜动，相互摩擦，使泥土脱落干净；擂苕则是用一个糙面水缸，用手拿着红苕，在缸的内壁上用力画圆，几圈下来，一个红苕就变成了苕泥。擂苕既是力气活，也是技术活，在红苕快要擂完时，稍不留神，就会将手皮擂破。我小的时候就尝到擂破手皮的滋味；过滤就是将擂好的苕泥，通过滤布滤去苕渣，留下苕浆。我至今清晰记得，那个不知叫什么名字的过滤工具是一个工字形木结构，用绳子掉在屋梁上，将方形滤布的四角系在工字形木结构上，倒入苕泥，缓慢用水冲洗，上下不停地摇动木结构，滤净苕渣。刮粉是将洗净的苕浆放在水缸或水桶里，静置沉淀十个小时左右，倒掉上层的清水，下层即为苕粉，用舀子刮出来。最后是将苕粉放在太阳底下晒上几天，直到晒干为止。干苕粉既易保存，又能做出各种各样的美味佳肴。比如苕粉丸子、苕粉溜烫蛋皮做成三鲜汤等，都是武穴人的最爱。

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现如今这种传统的磨苕粉的方法已被机械所替代，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敢于创新、不断探索的精神却生生不息、世代相传。

在与父母亲的闲聊中，不知不觉地挖完了红苕。随后我和父亲一起将红苕搬回家，母亲回家开始做午饭。吃完午饭，我要返城。临走时，父母亲硬是要我带上一袋家乡的红苕，说是妻最爱吃的。我不禁心头一热，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车骑动好远，耳边还听见母亲的喊声：“下个星期回来拿苕粉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