茱萸
我和小琼相识有不少年头了，能在一块聊天的频次不算低，但很少正儿八经地谈诗，更别说谈她自己的诗。这次硬着头皮，为她的诗集《玫瑰庄园》撰写序文，确实有点诚惶诚恐的味道——作序这样的事情，难道不是应该由那些功成名就、德高望重的长者来做的事情吗？但我还是应下了。为什么呢？说得冠冕堂皇一点，既然矢志于做诗歌批评，我就得尽对同代诗人的观察和批评的责任，否则这项工作的意义至少要打对折；而这种同代人之间的观察和批评，与前辈的称扬提携或学院里的专业研究都有所不同。说得私人化一点，是因为，通过这些年的交往和了解，我对她这个人的品性和文本都有不小的好感，并且发现了她写作的多重面向，以及为各种标签和意识形态所误读和塑造的复杂性。
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共同的朋友胡桑写了一首诗，《与郑小琼聊天》。这首诗触及到我们1980年代出生之人的境遇，很能体现这代人在精神生活中所遭受到的挫败：“只有卑微的人们接纳了我们的眼泪，/最大的勇气是，在别人的羡慕中承认失败。”这种“别人的羡慕”来自哪里呢？从世俗生活的意义上来说，小琼这些年可谓是成功的：无论是以“打工诗人”的面目出现在公众眼中，获得了极大范围内的认可；还是从工厂里出来，成为文学期刊的一名编辑（说句题外话：据我近年的观察，小琼也是一位非常优秀和有眼光的编辑），改变了一般打工者那样的人生轨迹。所谓的“获得极大认可”，既包括文学期刊、出版和文学奖项方面的全面青睐，也包括各种不同语言的国家对其作品的译介和国际文学交流，还包括学院里为数不少的对她的写作的研究。这种认可固然改变了她的生活和现实境遇，但也夹杂着各种诗歌之外的特殊机缘。她既受惠于“打工诗人”这个身份，受惠于那些在工厂里度过的日日夜夜，又多少为它们所束缚着。从另一个角度说，所谓“承认失败”，或许也意味着，对自己写作的预期和来自外部的认可并不相侔。对于一个恳切的写作者来说，自我的满足或许才最重要。
现在的郑小琼还保持着当年在工厂时期养成的习惯，为人里朴素、诚实和温文待人的好品性也依然在她身上。实际上，我对她的现实生活了解得并不多；我看过她的一个访谈，得知她现在的日常生活依然没有和昔日脱节，“闲时到工业区或乡村交流”，但我想，境遇、心态和人际关系始终还是不同了，当年滋养过她的真切经验，现在能继续持续给养吗？另外，现实中朴素和温文的郑小琼，以及那个媒体和主流期刊所塑造出的诗人郑小琼，在她不少难以刊发和正式出版的作品里，却是暴烈的，尖锐的，批判式的，时而歇斯底里，时而在文本里狂欢。一个这样的郑小琼，是“制造郑小琼”（梦亦非语）的主流媒体、学院、批评家和意识形态话语所喜闻乐见的吗？相比于这两个“作者形象”，在这部《玫瑰庄园》里隐身的第三个“郑小琼”，可能是位于两极之中间的一个平衡的形象。
在通常语境中，“打工诗歌”意味着一个独特的伦理维度，它所进行的底层生存叙事，有别于其他阶层在诗歌写作上展开的实践和想象。借用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区隔理论，可以认为，“打工诗歌”在风格上往往会偏向于必然趣味（taste of necessity），从而趋近于朴素、直接和原始经验。在形式和技艺上，这一类诗往往不那么“讲究”，也并不通过这种“讲究”来标榜一种自由趣味（taste of freedom）。这种不同本来并无问题，甚至就纯然艺术创造的角度来说，“自由趣味”中的“讲究”似乎凝聚了更多技艺成分，从而体现着人类心智的劳作。但在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史中，那种关联着左翼文学传统的底层生存叙事，却有着天然的优势和政治正确性，易于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所吸收、标榜和重新塑造。郑小琼一度被视为这一类作品的代表，其优势也在于，她诗歌和散文中有大量的底层生存经验，并因其质朴、原始和富有真实的感染力以脱颖而出。
发表于 2017-12-8 09:4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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