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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初按期开学了,新发的课本还未用上两个月,学校就安排农村的学生回本队生产劳动,武穴镇上的学生带着行李到万丈湖劳动。那已是十月份的深秋,早晨踏着晨露到田野收割晚稻,看到农场队部旗杆上的旗帜降下来,我们就收工吃饭。原本是计划在农场劳动一个月时间,劳动还不到两个星期,突然接到学校大串联的通知。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急不可待的从农场经龙坪赶回武穴,当天下午就在学校办理了一切串联手续。记得是11月10日,我们几个同学乘船到武汉,坐车坐船串联的时间不长,武汉呆了上十天,到北京的火车票都已拿到手,就接到停止串联的通知,只准进行步行串联,我们只有返回武穴。在家休息有个把月,1967年元月10日,我们就乘船到九江,然后步行登上庐山。这已是六七年元月份,原计划再从庐山步行到井岗山,在庐山上听说南下步行串联路上流行脑膜炎死了学生,我们就从九江打道回府。 这时“文革”运动已逐步从学校走向机关单位、厂矿企业,各种各样的造反队相继成立。一月二十六日,县文曲剧团红艺兵为首造反组织夺了县政府的印章后,广济地区就形成了夺权的“红色”兵团与反夺权的“工交”兵团,两大派组织在会场、街头巷尾争吵辩论,最后发生武斗。有一天中午过后,我和街上的几位伙伴准备到八股塘游泳,刚走到交通闸口处,从正码头搬运站冲出一支拿着梭镖的队伍,他们沿着八股塘石板桥堤内的石阶下到原武穴棉花站,我们一看不好,赶紧回家。接着就发生了震惊广济的惨剧,“红色”方面死了三人,这就是武穴有名的“7.13”流血事件,从此两大派组织激烈的交锋对垒,整个广济地区武斗不断升级,农村的户族械斗也渗杂进来,流血事件不断发生。 运动还在进行,学校上课是不可能,部分学生也行成了两大派,一派倾向“红色”的“野战军”组织,一派倾向“工交”的“红三司”组织。我们闲居在家的孩子受父母的影响,也有这两种倾向,但玩起来还是在一起。我们常在大礼堂、电影院看一些辩论会、批判会,会场上常有人递条子,接着广播通知外面有人会,这时被通知的人就走出会场。我们看到后觉得挺有趣,就搞些恶作剧,会场上看到认识的人,就把这人名字写在条子递上去,广播通知后,这人走到会场门口,等了半天也没看到人,我们都暗暗好笑。街上大字报是铺天盖地,大字报栏是贴了一层又一层,深夜没人,我们就揭下卷起来,足有好几十斤重,拿到刘家巷废品收购站换钱,然后大家打平伙(打牙祭)。 闹归闹,玩归玩,我们街上孩子突然对装矿石收音机有了兴趣。我当时看了不少矿石收音机的有关书籍,抄了不少线路图,到五金商店买了针接触式矿石及其它元件,还买了一只上海出品的青年牌耳塞机。装好后接上屋内的天线,不管怎么调试,也难以收到无线电广播,后来将矿石换成半导体二极管,效果就好多了,声音虽不大,还能收到几个台。有的孩子装高级一点的电子管收音机,因缺乏调试工具,装成后效果不佳。这时我对晶体管收音机有点了解,它比电子管安装简单,便于调试,我按图摸索,装了一台来复式晶体管收音机,这线路是将一只高频晶体管作两次音频放大,音量很大,能收不少台。之后,街上不少孩子都纷纷装这种收音机,我们就这样打发不少日子和时光。 随着“支左”6090部队的到来及广济县革委会成立,大斗大闹基本就算停息。到了年底,1968年12月份,学校进驻了工宣队,我们都回到了学校,工宣队把我们按班级分成学习班。有次工宣队对我们有些学生的表现不满意,工宣队队长把我们召集起来训话,那位队长讲起话来很凶,他是来自龙坪建筑队的一位工人。1973年,他在我工作的单位县水泥厂搞土建施工,我见到他就问起在武中搞工宣队的事,我说你那时挺威风的,他只干笑几声,也没多讲些什么。 在校学习班学习了个把多月,我们老三届初、高中的学生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来自农村的学生回本垸,街上的学生全部分配到广济农村插队落户,这表示着我们中学时代的结束,真正走进社会的人生道路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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