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 | 冯奎：绿色城镇化要从标签变成发展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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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 冯奎：绿色城镇化要从标签变成发展的基因
2016-12-20 冯奎 中国城市中心
导读：

2016年12月20日，世界未来委员会（WFC）、联合国跨机构可持续城镇化工作组（UNTGCCE），在北京的联合国大院大会议室举办《中国城市发展评论（绿色城市发展）》的新书发布，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秘书长冯奎发表主题演讲。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秘书长冯奎发表主题演讲

演讲全文：

冒着浓重的雾霾，我们今天在北京的联合国大院会议室，一是跟踪研讨联合国人居会议的“新城市议程”，二是举行《中国城市发展评论·绿色城市专辑》的发布。我担任《中国城市发展评论·绿色城市专辑》的主编，工作都是由世界未来委员会承担的。这是一个非赢利组织，它能够投身中国的新型城市发展，特别是推动绿色城市发展，值得钦佩。

中国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及相关城市工作会议等，都指出了要把绿色文明理念贯穿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并提出了绿色城镇化发展的方向和要求。我想我们很容易做到的，就是通过各种会议、各种出版物，给中国城镇化，给我们的各种行为贴上“绿色”的标签。但真正要使绿色城镇化、绿色城市发展道路、绿色主义成为发展的基因，这是一个深刻的革命过程，是系统全面的改革过程，是脱胎换骨的过程，需要各个方面、各种努力、各种政策支持。

绿色城市与绿色城镇化有联系，但也有侧重点。中国正在经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如果说绿色城市是美好的目标，那么绿色城镇化就是我们正在爬的坡、正在翻的坎、正在走的路、正在过的桥。为什么要刻不容缓地推进绿色城镇化，走绿色发展道路？首先，这是生存的需要，是作为人的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漫延全国的雾霾已经严重影响到人的生存，北京等地预测肺癌等发病率提升。灰色的城镇化就在眼前，绿色城镇化究竟在哪里？其次，这是传统的工业化城镇化转向发展的需要。第三，承担国际责任与义务的需要。在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的“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将于2030年左右到达，且同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至65%。因此走绿色城镇化道路，是一项国际承诺。

中国的绿色城镇化，重点的发展方向包括许多方面，我认为有以下方面是当前急手：

一是增强规划科学性降低规划造成的损失。

我国的城市规划太过强调大型综合规划，内容繁冗，可操作性差；一部分乡镇没有针对本区域的一个总体规划，仅仅承接城市需求，而“被城镇化”。规划体系中各部分相互制约，灵活性差，难以深入和实现；乡镇间缺乏有效沟通，没有优势互补的规划方案，导致分工不明确、资源利用率低、没有长远目标和地方特色。规划要在充分调研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结合自身要素禀赋，明确城镇发展目标和任务；要明晰城乡规划中“三区四线”的管理界限，增进执法力度；最后要将产业、人口、土地、地域空间结合起来，考虑到环境的承载能力，全面科学规划布局。

二是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减少“两栖”土地资源的浪费。

很多农民进城后仍不愿放弃农村的土地，对城市生活持观望态度，造成城乡土地的低效占用。东部一个省的调研显示：全省8.6万个自然村中，“空心村”的比率高达20%至30%，。农民工没能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同等保障和服务，难以在城市买房立足，导致“城中村”大量涌现，城市土地资源短缺。因此，在未来发展城镇化的过程中，要积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有效减少土地两栖占用，集约土地资源。

三是建立绿色产业体系减少环境资源的滥用。

传统产业体系在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过度依赖环境资源，使得环境资源的约束性在近几年急剧上升，环境问题层出不穷。未来城镇化要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创造出一批新的绿色增长点。产业族群要以循环经济为发展方向，集约利用城乡资源；制定出落后产能顺利退出市场的导向机制，引导龙头行业企业强强联合；不断完善总量控制制度框架，以及排污权和碳排放交易制度，建立健全碳排放交易市场。打破传统环境价格体系的构建，体现出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凭借价格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四是大力建设节能建筑缓解能源制约。

目前我国建筑行业能耗占全社会能源消费的30%左右，其中存在大量的非节能建筑，能源浪费现象十分突出。近年来我国非节能城镇民用建筑占70％左右，2015年底，满足绿色建筑标准要求的城镇新建建筑占比仅为20%左右。我国年均建成的房屋面积为16亿至20亿平方米，其中高能耗建筑占97%以上，而对于节能50%的建筑，其采暖耗能每平方米差不多为欧洲国家的1.5倍，达到了12.5公斤。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要注重提升城市建筑水平，落实工程质量责任，发展新型建造方式，推广节能装配式建筑。

五是道路布局应“由疏到密”以减少拥堵。

北京居民日均上下班花在交通上的时间为40多分钟，道路拥堵时超过一个小时。中科院已故学者牛文元测算，中国15座城市每天花费在交通拥堵和管理上的成本近10亿元。交通拥堵的背后是一系列燃油、资源、治理成本的浪费，引发巨大的间接损失。

六是积极发展绿色金融以解决资金来源的局限性。

绿色城镇化的推进缺乏资金的支持，环境问题因其自身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私人资本不愿进入，导致政府财政压力加大，推进工作难以开展。绿色融资需求，按低方案来说是数十万亿元，按高方案是上百万亿。目前企业对于绿色产业投资的方向不是十分明了，决心不是十分坚决，发展绿色产业的资金缺口巨大。

七是完善生态文明制度弥补横纵方向的诸多缺陷。

2015年5月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将“绿色化”添进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其制度体系涵盖决策、评价、管理、考核等内容。目前建构的体制存在横向不全面、纵向不完整等问题。就横向构建来看，缺乏相应的决策制度、奖惩制度和绩效评价制度等。就纵向构建来看，缺乏整体的内在连续性，难以发挥整体效应。

在推进绿色城镇化发展方向，中国的产业政策、金融政策、财政政策、社会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不足：

产业政策方面，（1）政策制定初期，主要以拉动经济增长为目的，扶持大批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的行业，缺乏严格的节能环保指标约束；（2）现阶段产业政策中涉及节能减排要求的产业覆盖面不广，环保要求主要集中在建筑领域；（3）大多数产业政策将我国导向了全球产业链末端，以资源和劳动为推动力，缺乏鼓励技术创新和研究能力的产业政策。

金融政策：（1）缺乏相应的政策环境和激励机制，金融领域针对具体环境问题的政策覆盖面不足，金融机构承保绿色金融业务的积极性低；（2）金融机构中精通环保领域知识的人才严重缺乏，环境信息的获取成本高；（3）金融机构在绿色低碳领域缺乏系统的战略安排和完备的政策配套执行力低，政府监管松弛；（4）传统金融工具尚未完全结合环保特点，不能很好地为绿色低碳领域服务。

财政政策：（1）税收优惠政策重点放在引进先进技术环节，缺乏针对鼓励本国企业自主研发创新的优惠政策，导致国内企业的创新积极性不高；（2）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经济，政府失灵的同时也造成市场失灵；（3）政府对低碳经济的税收优惠不够，对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企业的税收惩罚不足，导致环境资源价值没能彰显出来，抑制了节能环保企业的发展，助推了耗能污染企业的发展。

社会政策：（1）在制定环保政策时，缺乏公众参与度，上访制度、信息沟通机制不健全；（2）对绿色低碳理念的宣传和教育力度不够，公众普遍缺乏环保意识；（3）缺乏规范民间环保组织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制，政府机构与民间组织不能形成合力，互相牵制；（4）社会政策执行力度不足，官员群众的环保意识不高，当涉及环境与经济选择问题时，地方官员往往为了政绩，罔顾环境保护。

绿色城镇化的标签现在到处在贴，这是好事。说明了绿色的理念开始被接受，并渐渐深入人心。关键在于：绿色城镇化不应只是标签，它应成为我们基因，成为发展的最基本的要求。唯有如此，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


本文来源：城市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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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城镇化 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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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宏春：环境保护与绿色城镇化（上）
中国经济新闻网 2015-09-18


　　专栏
　　周宏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主要从事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政策研究。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1992年获环境地质学博士学位。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八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中国社科院循环经济专家；中国科学院生态中心客座研究员；清华大学循环经济专业委员会专家等。
　　在世界银行、欧盟、香港中文大学、墨西哥大学等作过主题报告，参加达沃斯资源论坛、WTO气候变化论坛、韩国绿色论坛（总统绿色发展委员会邀请）及博鳌论坛。
　　出版了《循环经济学》、《低碳经济学》等专著八部。获中国发展奖特等奖、一等奖和二等奖，以及北京市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个奖项。
　　周宏春
　　城镇化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且是一个多维度、非线性的动态变化过程；在空间上城镇建设在东南西北中，同一个城市也有过去、现在和未来时态。因此，研究绿色城镇化，可以有不同视角，既可以是自然科学的，也可以是社会科学的，更需要哲学的高度。绿色城镇化要将环境保护放在重要位置。
　　一、城镇化中的环境污染及其防治
　　1．城市环境污染的主要表现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物质产品生产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城市化水平接近55％，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居民群众对生活环境有了更多诉求，而城市环境却面临着不容乐观的形势。
　　一是大气污染严重。我国城市大气污染最初属于煤烟型，现在变成混合型，PM2．5、臭氧等新型污染接踵而至。2013—2014年春季，部分城市和东部区域雾霾天频发，污染物浓度高、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不仅影响居民正常出行、高速公路通行和飞机起飞，也加重儿童老人呼吸道疾病，影响居民健康。当然，部分城市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北京的“APEC蓝”、“阅兵蓝”就是例证。二是水体发黑发臭。我国早期污染的城市河道有：本溪的太子河、徐州的奎河、上海的苏州河等，经过多年的治理这些河流的污染程度明显减轻，一些河流已见鱼翔浅底。另一方面，一些城市河道水体污染仍然严重，水体发蓝发臭，漂浮着垃圾，泛着黑色泡沫，一旦出现突发事件甚至危及居民用水安全。解决河道水体黑臭因而成为国务院出台的“水十条”中的重点任务之一。
　　三是“垃圾围城”问题突出。无论大城市还是小镇子，在城市周边总能看到堆满垃圾无处下脚的地方：“垃圾围城”的形象说法应运而生。以北京市为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三环外的垃圾堆约五六百个，最新的卫星影像显示，六环外数以千计的垃圾堆组成了“七环”。垃圾减量化在净菜进城等方面取得进展，垃圾资源化利用面临分类难题，而垃圾焚烧虽是国外的主要处理办法，却成为我国一些城市“邻避运动”的由头。
　　四是土壤污染严重。城市工业区污染企业搬迁、采矿区残渣不合理堆放等引发的土壤污染问题相当严重。由于污染的滞后性加上污染监测的困难，场地污染问题在我国受到的关注较少。2004年北京修地铁5号线时曾出现熏死施工人员事件，土壤污染治理因而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即将出台的“土十条”将对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做出全面安排。
　　城市环境污染的演变是：传统的煤烟型大气污染尚未完全解决，PM2．5、臭氧等污染接踵而至；生产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居高不下，消费升级带来的新型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环境污染欠账未还，又不能欠新账，是环境质量改善与市民预期差别大的原因。我国城市化中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垃圾围城等问题，反映大自然向粗放的发展方式亮起了红灯。
　　2．城市环境污染的根源
　　认识不足。我国一些城市领导对环境保护认识不足，重视城市规划建设，而对环境污染防治重视不够；以“GDP论英雄”，不仅引来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并为其进入园区大开“绿灯”，对违法排污行为“视而不见”；一些地方采取“以邻为壑”的做法，向公共水体或临近河道任意排放产业和生活污水。改变GDP导向这根“指挥棒”，是改变我国城市环境污染状况的必然选择。
　　发展阶段。我国仍处于城市化较快发展阶段；大量的建筑物、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消耗资源和能源、排放污染物。没有资源能源的消耗、没有钢铁、水泥等工业的发展，高楼大厦、铁路航空、高速公路和基础设施建设就会是“无米之炊”。换句话说，快速工业化、城市化阶段也是资源消耗多、污染物排放量大的阶段，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土木工程”阶段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质量，我国城市环境质量下降有着阶段性特征。
　　技术和管理水平。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理念、技术、标准和管理水平在不断提高。然而，也不可否认，建筑工地施工作业带来的扬尘、噪声污染问题十分严重。一阵风吹来建筑工地尘土飞扬；旧建筑物拆除不采取防尘措施，运土卡车拖着“墨斗鱼”式的尾气，边走边撒尘土；建筑垃圾随意倾倒、填埋，不仅占用土地，还留下土地再开发的隐患。工业企业的污染排放，更加重了城市大气、水环境的污染。
　　管理多头。与城市环境保护有关的直接管理部门有：市政管委、环保局、环卫局、园林局、水利局、绿化委员会等，间接管理部门有：燃气、供暖等。听到一位在市政管委工作多年的专家说过：北京地面塌了一个洞，涉及23个相关管理部门。由于管理部门多头，道路挖了铺、铺了挖，成了名副其实的“拉链马路”。这种做法不仅直接浪费资源，也间接增加了环境保护压力。
　　公众参与。公众是推动环境保护的主要力量；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可以推动环境标准的出台和修订。我国城市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说明公众还没有起到了解、监督环境污染的应有作用。公众素质和行为有待提高，游人乱扔饮料瓶、包装物等，家庭垃圾分类推行多年仍是混装。从长期看，公众不仅公平享有环境权益，也需从自身做起，为城市环境质量改善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城市化与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两个方面。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一般规律，也可以用来解释城市化水平与环境质量的关系：当一个地区城市化水平较低时，环境污染程度较轻，绿水青山尽收眼底；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环境质量逐步恶化；城市化到一定水平，即到达某个临界点或“拐点”后，随着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北京市大气环境质量的变化可以印证这一变化规律。
　　3．加强污染治理，创造一个天蓝地绿的人居环境
　　空气清新、碧水蓝天是城乡居民的新诉求。宜居的环境不仅需要保护、修复，更要从源头加以避免。在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过程中，我们不能再靠拼资源拼环境粗放发展，必须走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轻的发展道路。否则，人们生活富裕了，却生活在肮脏的空气里，喝不到干净水，吃不上安全食品，就会与发展本意相悖。
　　应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强化大气、水体、土壤等污染防治，解决雾霾多发问题。推进生态城市、生态社区建设。大力推进能源革命，优化能源结构，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推进煤炭的清洁、高效、安全和可持续利用；研发和推广绿色低碳技术，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水电、生物质能等非化石能源；加快城市垃圾和污水处理等环保设施建设，投资建设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相关的新型设施，包括新一代高速互联网、第四代移动通讯基础设施、智能电网、充电站等，以便在未来的产业竞争中占一席之地。
　　利用市场机制，以尽可能少的资金投入取得尽可能大的环境效益。发展环保产业，并与产业结构升级相结合，与污染物减排相结合，考虑区域上的整体性，时间上的持续性，技术上的跨越性。加强环保产业与循环经济的有机联系。如脱硫是环保产业，而脱硫石膏利用是循环经济；又如水处理是环保产业，而污水处理厂的淤泥利用是循环经济。从生态设计和清洁生产入手，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减量和过程控制，从行政为主向法律的、市场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的有机结合转变，走上一条环境代价小、经济社会发展效益好、可持续的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道路。
　　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提高城市化质量和效率。一是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技术含量，将新的科学知识应用于建设实践；二是开发新材料以代替耗竭性自然资源和有毒物的使用；三是重视适用技术的集成，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效率；四是推进绿色城市化，把满足人的需求和信息获取的便利性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目标，创造一个天蓝地绿的人居环境。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新闻网 编辑：蒋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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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干兴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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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BRE助力恒大发展绿色建筑&城镇化建设 2015-10-21         伦敦时间10月21日下午，中英工商峰会在伦敦金融城举行。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英国首相卡梅伦的共同见证下，两国龙头企业签署各项重大合作协议。作为七大合作项目之一的《中英可持续城镇化研究平台协议》是由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陈旭、英国建筑研究院（以下简称BRE）首席执行官Peter Bonfield和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共同签署。         根据清华大学官网显示，研究平台主要致力于开展绿色建筑技术和可持续城镇化的研究。其中作为资深行业领导者，BRE为英国城市架构、引领绿色建筑做出了卓越的共享，其开创的建筑评估体系是世界上首个也是全球最广泛使用的绿色建筑评估方法，对于当下中国城镇化也大有裨益。         另一个合作伙伴清华大学和恒大地产集团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往来，双方成立的清华恒大研究院也诠释了高等学府、优秀地产公司的专业水准，让绿色建筑技术从研发到落地，切实的为国内百姓服务，全面贯彻了民生地产的惠民政策。         有分析认为，此次三方合作，意味着世界最先进的绿色建筑技术将在中国得到有效推广和应用，更加有利于整合三方优势资源，实现政、产、学、研的紧密结合，为中英可持续城镇化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加快中国建筑产品的革新和新型城镇化进程，造福广大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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