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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打造“匡山西游”文化品牌的 战略思考和路径选择 ——在武穴“匡山与西游记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 徐习军 湖北鄂东地区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圣地,横卧鄂东大地的匡山,自古则有“匡庐奇秀,甲天下山” 之美名。匡山不仅自然风貌美轮美奂,其历史文化底蕴醇厚,人文资源丰富,历史上很多文化名人或诞生生活于匡山、或工作置业于匡山、或成长得道于匡山、或壮游学习于匡山,留下许多撼世名作和人文佳话,诸如佛教禅宗四祖道信、江州司马白居易、药圣李时珍、抗金英雄余玠、历代文豪鲍照、李白、杜甫……,特别是明代文豪吴承恩以一部《西游记》撼动世界文坛,为匡山历史文化积淀下一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 在当代,武穴(原广济)人以弘扬匡山文化为己任,意欲打造匡山历史文化品牌,而与匡山渊源深厚的《西游记》文化源远流长,享誉中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也是当代名著文化的一个亮点。笔者综合考察认为,用西游文化统领匡山文化,着力打造匡山西游文化品牌,应该是整合古代、惠及当代、泽被后代的一件好事,实属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选择。 一、基础条件:匡山是《西游记》成书的背景地 笔者认为,匡山具备打造西游文化品牌的基础条件,因为,匡山不仅是历史文化名山,更是《西游记》的成书背景地、“西游文化”的发祥地,之所以这么说,笔者有以下几点理由。 (一)从《西游记》的作者角度来考察,匡山作为《西游记》成书背景地之一是毫无疑问的 其一,作者吴承恩在蕲州任过“荆府纪善”,这与金陵世德堂本《西游记》陈元之序所指“出自王府”一致。这也是笔者关于匡山作为《西游记》成书背景地之一的认识基点。当然,学界也有《西游记》出自鲁王府、周王府等说法,这些观点几乎都站不住脚,《西游记》研究著名学者、河南大学曹炳建先生在《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刊发论文对其一一做了否定,众多研究者也指认《西游记》出自荆府。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尽管业界关于《西游记》作者还存在“否吴”说和“疑吴”说,但是,吴著说依然是业界的主流。 虽然学界也有人提出吴承恩不一定到任“荆府”的怀疑,但是严谨的学术研究不能靠猜测,要想否定吴承恩到任“荆府”,就要拿出证据,但目前关于吴承恩没有到任的说法尚没有任何证据,那就推翻不了“到任”之说。至少,吴承恩出任“荆府纪善”有官府任命、有历史资料记载,更有吴承恩墓中挖出的棺材板上刻有“荆府纪善”的事实,所以笔者认为可以确信吴承恩是到蕲州赴任的。 其二,从创作学的角度来看,作者创作的基础是“深入生活”。当然,对于作者来说,创作必须有生活来启迪创作灵感。“生活”有“直接生活”(客观体验)、“间接生活”(知识经验积累、资料借鉴、道听途说),吴承恩在蕲州做官,广济为蕲州治下,吴承恩出任的“荆府纪善”是一个“闲差”,作为一个文人,吴承恩必然会考察当地的山山水水,与地方文化人进行交流,历史文化积淀、人文掌故、民间传说成为他创作的素材就成为必然。更何况,《西游记》是一部“世代积累型”作品,“小说”又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匡山的历史文化、风物人情在《西游记》中得以映射也就是必然的事了。 (二)从地方文化人对匡山的田野考察来看,匡山的自然风物与人文传说成为《西游记》的重要内容 对某一区域产出的古典文学、古典文化的研究,是离不开“田野考察”这一基本环节的,而纵观业界所有的研究,观点和结论虽出自高层的研究者,但研究者所依据的田野考察数据资料大多出自乡邦文化人!这已经成为学界一个值得关注和重视的普遍现象,从这一点上讲,乡邦文化人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可谓是功莫大焉! 据匡山地方文化学者、匡山西游记文化研究会会长朱志勇等先生历经数年艰苦不懈的努力,跋山涉水、民间调研、庙宇走访、民俗调查、爬山读碑,还用影视手段记录再现,并与《西游记》所写背景内容相关的风光进行文本分析,写出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和新发现的报道,在相关网站、电视台以及很多报纸上进行了发表。在地方文化人的文章中,笔者读到了匡山的自然景观、山水风物、民间掌故都与《西游记》中的描写有极为紧密的关联,这些文章分析细致缜密、研究颇具考据色彩,结论是基本可信的。笔者前文已经述说,匡山的一些素材资料作为吴承恩深入生活的成果写进《西游记》中是顺理成章的,作为研究者本人不想在这里重复描述朱先生等人的田野考察成果,那样会有“掠美”之嫌疑,因此笔者不再赘述,相关资料请查阅朱志勇等人文章。 很多自恃清高但实际上却并不严谨的学者常常会用“地方文化人的‘附会’”来否定乡邦文化人的成果。说实在的,笔者在初读朱志勇等人的文章时也曾经冒出过“是不是附会”这样的疑问,经过细致研究和到匡山实地考察,特别是对《西游记》所写到的匡山的风物文化进行时序上的研判,匡山的一些民间掌故传说、自然风物的存在,大都在《西游记》成书之前,这样从时序上就否定了“附会”之嫌疑。所以,笔者可以用朱先生等地方文化人田野考察的一些资料,来支撑本人关于“匡山是西游记成书的背景地”的观点。 有一点需要说明,《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取经之路发生在西域,可在《西游记》中却没有见到西部地区的沙漠、草原、雪山、黄土高坡等等风貌景观的描写,所见的几乎都是江淮特色的景观和风物,笔者以为,这就可以归结到作者身上,与作者足迹所到相关,这也更进一步为“吴承恩作《西游记》”提供了一个佐证。 (三)从《西游记》文本研究可知,很多内证足以证明《西游记》成书与匡山的关联 在《西游记》文本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西游记》与匡山相关的内证。且不说前边谈过的山水风物、掌故传说,就从书中描写的山、洞、宗教来看,与匡山的联系就是不可分割的。 《西游记》的宗教意蕴十分丰富,作为中国佛教禅宗重镇鄂东,在《西游记》有诸多宗教仪轨、宗教事理实际上“是”且“仅仅是”鄂东禅宗的映射。禅宗四祖五祖的许多“独特”的传说被写进《西游记》中。比如,孙悟空的身世与五祖身世之谜惊人一致,五祖出生的传说与《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出世描写一致,弘忍给慧能传法与菩提祖师给孙悟空传法极其一致,这些写进《西游记》中的独特佛教传说足以证明《西游记》出自匡山地区。 山,是《西游记》中描写最多的,也是故事情节延展和人物活动的主要载体。据著名地质学家常任之教授(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常先生一直是笔者的直接领导)考证,《西游记》中的山有纯虚构的山、科幻的山、由真实被艺术化了的山、实写的山等四类。前三类不说,就说《西游记》中实写的山,有花果山、珞珈山、武当山、盱眙山、平顶山。其中珞珈山是一座佛教名山,作者在《西游记》中第17回、57回两次写道。学界一直认为是浙江普陀山,但是笔者不以为然。作为实写的山对潮音洞的描写却根本不是普陀山的潮音洞,真实的普陀山潮音洞是一个临水的洞,而《西游记》书中的潮音洞是一个陆洞。这个“潮音洞”恰恰与匡山的山洞极为相似,再加上其他关于此山的描写,基本可以判断书中的珞珈山就是匡山。《西游记》书中的山,没有一座是长江以南所见到的的丹霞地貌和岩溶地貌,写的都是长江以北我国东部所见的变质岩地貌的山。笔者前边说过,这与作者足迹所到有关。在《西游记》第32回写到一个“平顶山”,书中的描述是:“往上看,峦头突兀透青霄;回眼观,壑下深沉邻碧落。上高来,似梯似凳子;下低行,如堑如坑。”这一景观与匡山的风貌极为一致。 许多山、洞的独特描写,实际就是吴承恩的直接生活体验,而吴承恩在故乡和其他游历之出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体验的,无疑是在匡山得到的体验。 关于这些独特的内证,匡山地方文化人还可以找出很多很多,无需我们这些走马观花之徒多说些什么。 基于以上几点(当然不止于以上几点),笔者对匡山是《西游记》成书的背景地是持肯定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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