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名人佛教言论
李白(701—762,唐朝诗人,青莲居士):
诗仙李白存世的作品中有五十多篇是写释家题材的,但从内容和理趣言,都被彻底地仙化了。究其成因,则主要在于佛教净土和神仙境界的相通以及道教度人思想与大乘佛教济世思想的相契。
《地藏菩萨赞》:“本心若虚空,清静无一物”。
《庐山东林寺夜怀》:“宴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
王维(701—761,字摩诘,唐朝诗人,外号“诗佛”):
王维精通佛学,佛教有一部《维摩诘经》,是维摩诘向弟子们讲学的书,王维很钦佩维摩诘,所以自己名为维,字摩诘。王维早年就信仰佛教,曾“十年座下,俯伏受教”于道光法师。他一生习禅,与南、北二系的禅师均有交往,先受北宗神秀一系禅学思想的薰陶,又受南宗荷泽一系禅学思想的影响。
王维在《谒璇上人并序》中为禅僧作精神画像云:
“外人内天,不定不乱,舍法而渊泊,无心而云动。色空无碍,不物物也;默语无际,不言言也。”这是禅家的最高悟境,也是诗家的最高化境。
《过福禅师兰若》:“欲知禅坐久,行路长春芳”。
《西方净土变尽赞并序》:“愿以西方为导首,往生极乐性自在。”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香山居士):
白居易是唐代的伟大诗人,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在很多诗中,表达了学佛的体会。
《闲吟》:自从苦学空门法,销尽平生种种心。
《念佛偈》:日幕而途远,吾生已蹉跎,日夕清净心,但念阿弥陀,达人应笑我,我且阿弥陀。
辞章讽咏成千首,心行皈依向一乘。坐倚绳床闲自念,前生应是一诗僧。
柳宗元(773—819,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柳宗元信佛很深,他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
他还指出,佛家“其教人,始于性善,终于性善”,“儒以礼行,觉以律兴,一归真元,无大小乘。”
“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
苏轼(1037—1101,号东坡居士。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东坡笃信净土,又善参禅,常与高僧参禅论道。
康有为(1858--1927,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和学者):
佛学之博大精深,虽有圣哲无所措手。
佛学之博大精微,至于言语道断,心行处绝,虽有圣哲,无所措手,其所包容,尤为深远。
谭嗣同(1865~1898,清末维新派政治家、思想家)∶
佛教大矣,孔次大,耶为小。
孙中山(1866—1925,孙中山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
佛学为哲学之母,救世之仁,研究佛学可以补科学之偏。国民不可无宗教思想,盖教有辅政之功,政有护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并行不悖。
佛教是造成民族和维持民族一种最雄大的自然力。
佛教以牺牲为主义,救济众生,他的动机是大勇、大智、大仁。
章太炎(1869—1936,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
佛法本来不是宗教……一切大乘的目的,无非是断所知障,成就一切智者,分明是求智者的意思,断不是建立一个宗教,劝人信仰。
佛法……与其称为宗教,不如称为哲学的实证者。
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者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
梁启超(1873—1929,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
佛教为最崇贵圆满之宗教,其大乘教理尤为人类最高文化之产物。
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
有放万丈光焰于历史上者焉,则佛教是也。 六朝至唐数百年中,志行高洁、学识渊博之士,悉相率入于佛教之范围。
陈独秀(1879—1942,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
佛法之广大精深,余所素信不疑者也。
李叔同(1880-1942,法号弘一,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著名的艺术家、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高僧):
出家人是最高尚最伟大的。顺治皇帝曾作“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肩难”之赞誉。
鲁 迅(1881-1936),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翻译家、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
释迦牟尼真是伟大的圣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于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伟大的圣哲。
梁漱溟(1893-1988,中国现代思想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国学大师):
我是一个佛教徒。人都有前生、有今生、有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一个禅宗的和尚。
毛泽东(1893—1976):
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和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在古代,佛陀传扬恢弘的教义,保佑普天之下太平无恙。
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
信仰是人类的精神支柱,如果把它神化了就是宗教。
朱光潜(1897—1986,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
佛教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
周恩来(1898~1976):
周恩来皈依虚云老和尚.
1999年《佛教文化》第41期)据全国劳模、党委书记出身的灵岩寺副主持法安法师说,李先念是在少林寺皈依的,刘少奇是在菩陀山皈依的,提起周恩来的皈依又生出一段故事。
有一次在武汉,毛泽东问周恩来:“为什么你办事总是那么圆满?”周答:“主席,我除了马列,还有佛法。”
“你皈依了那一个?”“虚云老和尚。”“这虚云老和尚何许人也?”“虚云老和尚是当代高僧,他父亲是泉州知府,父亲和叔叔就他一个男儿,给他讨了两个老婆,可他出了家,拾树叶充饥,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
毛泽东被周恩来说的心动,要周将虚老叫来武汉,虚老不肯:“自古法王大于人王,毛泽东要皈依,叫他到南华来。”毛泽东听后也气得一倔,皈依就此告吹。
1939 年春,周恩来到南岳衡山为游击干部训练班作报告。当时南岳寺观里的和尚道士以丘赞、演文法师为首,组织了一个救亡团体———“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决心为抗日事业尽一份力量。但是他们的意见很不一致,演文主张成立一支僧军,奔赴抗日战场,直接同日本鬼子拼杀,而丘赞不同意,认为杀生是犯了佛门戒律,彼此争执不休,便请周恩来“裁决”。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上封寺。他高度评价了僧人们的爱国热情,又提出不必成立僧军的主张。谈话将要结束时,丘赞请周恩来题词。周恩来没有推辞,接过笔默想片刻,洋洋洒洒地在宣纸上写了八个大字“上马杀贼,下马学佛。”丘赞望着题词,沉吟了一会道:“弟子斗胆请教,先生题词‘杀贼’与‘学佛’联系在一起,于教义是否相符?”
周恩来笑着解释说:“阿罗汉的第一个汉译是‘杀贼’。不杀除烦恼之贼,就成不了阿罗汉。我写的是‘杀贼’。不是‘杀人’,这个‘贼’当然是指佛教中不能容忍的歹徒。现在日本强贼正在大批杀我同胞,我们不把杀人的贼杀掉,怎么普渡众生?这是善举,杀贼就是为了爱国,也是为佛门清静。你们出家人只出家没有出国,所以同样要保国爱国。抗战就是杀贼,杀贼就是抗战爱国。”
周恩来把“杀贼”与“学佛”紧紧联系起来,使得丘赞不得不从心理上承认杀贼的合理性,接着又把“杀人”与 “杀贼”这两个关系一区别分清,将“杀贼”提高到“普渡众生”、“善举”这样的佛家最高教义上来认识,最后说到抗战救国的大目标上来。真是步步为营,循循善诱。丘赞听后激动地说:“周先生真是博学,精于教义,通晓佛理。我明白了,只有上马杀贼,才能下马学佛。我们出家人也要投身抗日,手持戒刀,上马杀贼。”
赵朴初(1907~2000年,著名作家、诗人、书法家、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释迦牟尼,公元前六世纪中叶,与孔子同时,看到世间的种种苦难,开始思考“如何解脱世界的苦痛”。(《赵朴初居士释佛》)
一九五七年我陪一位柬埔寨僧人见毛泽东主席,客人未到之前,我先到了。毛主席便和我漫谈。他问:“佛教有这么一个公式———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有没有这个公式呀!”我说:“有。”毛主席再问:“为什么?先肯定,后否定?”我说:“不是先肯定,后否定,而是同时肯定,同时否定。”(赵朴初《佛教常识问答》序)
沈家祯(1912—2007,当代大实业家与科学家):
我本人是科学家, 对科学很感兴趣, 我对佛法同样感兴趣。我个人认为佛法和科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黄念祖(1913—1992,现代科学家,原天津大学教授、北京居士林林长):
近百年中由于相对论、量子论、亚原子物理学、太空中的宇宙研究等等,所取得的成果,给佛教哲理增添了许多实际论证和实例。
科学只能帮助我们多明了一些开悟,如佛陀的人所说的话,但不能引导我们到悟的境地。如果我们要悟得正觉,我们须以佛陀所教示的方法去切实修行。
钱学森:
21世纪是人体科学的时代。人体科学是高科技中的高科技,将会带来人类科学的革命。应把宗教纳入科学的轨道来研究。
一九八七年,赵朴初到四川一个佛教胜地看到被人贴迷信标语的事实,回来写了一份报告,钱学森博士看见了,他回信说:“宗教是文化。”(赵朴初《佛教常识问答》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