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周未婚记者2014春节逼婚记

派神

逼婚背后，是两代人的价值鸿沟，个人自由和家长制的矛盾，城市和乡村的差距，而这恐怕一时难以弥合。 （CFP/图）

整个春节，因为没结婚，我像一个囚犯一般被审问，被训诫，被嘲弄，被暗讽。这不仅仅是我跟父母之间的一场战争，更浓缩了中国乡村社会某种特殊的逻辑与现实。

回家之前尽管已经做好了被逼婚的准备，但没想到暴风雨会来得如此猛烈。父亲用出家相逼，母亲以泪水勒索，七大姑八大姨轮番上阵，就连从未谋面的路人都不忘现身说法：“我儿子跟你差不多大，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曾经，我是父母的骄傲，是乡亲们教育孩子的榜样：“你看人家刘俊，多争气，哪像你啊。”现在，我仿佛成了父母的一块心病，甚至耻辱，每当别人问起“你儿子怎么还不结婚”的时候，父母常常羞愧地无言以对。
整个春节，我就像一个犯了滔天罪行的囚犯，无时无刻不在被审问，被训诫，被嘲弄，被暗讽。原先我以为这只是我跟父母之间的一场战争，但后来我渐渐发现，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

你看看人家
母亲年前摔了一跤，放心不下，小年夜回的家。这大概是我工作后回家最早的一年，往年不熬到个腊月二十九是断不会回去的，原因你懂的。
回去之前，特地在电话里给母亲打了预防针：“本来说带你儿媳妇一块回的，但她春节出国出差。”母亲没多说什么。
到家那天晚上，母亲做了一锅腊味乱炖，其乐融融，一整个晚上，母亲都没有提结婚这茬事，当时心里还一乐：“估计今年春节可以阿弥陀佛了。”
父亲在镇上做点小买卖，年底是最忙的时候，母亲的腿还没痊愈，我决定第二天一早去帮忙打杂，既是想给父母分忧，也是希望让父母宽慰，不在结婚问题上纠缠不休。没想到，这是噩梦的开始。
刚到父亲的摊位，隔壁王阿姨就老远地扯着嗓子跟我打招呼：“小刘啊，今年有没有把女朋友带回来过年啊，你爸妈头发都盼白啦。”我满脸堆笑，回她：“快了快了，王阿姨，到时候吃喜酒肯定少不了你一份。”
“你看看我们家儿子，比你还小一岁，可我孙女已经上二年级啦。”王阿姨当着我父母的面继续说，“赶紧抓紧，不为你自己，也为你父母考虑考虑。”母亲有些尴尬，搭腔道：“他要是有你们家儿子有用倒好了。”这才算封住了王阿姨的嘴。
父亲的摊位前人越聚越多，都是十里八村的乡亲，跟父母都很熟。我常年在外，很少有人认识我。每来一个人都会问上一句：“这是你们家公子吧？儿媳妇过年回来没啊？”父母有时假装没听见，有时半开玩笑地说：“回来了，回来了，在家里煮饭呢。”
这样的对话，我不在家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要上演。上回，在电话里头，父亲跟我说，他经常被人问起：“孙子多大了”，因为在老家像他这个岁数的人早就抱孙子了。
“我家孙子还在别人家做爷爷呢，还没投胎。”父亲这样自嘲摆脱尴尬。对方接着说：“老刘啊，你真聪明，怪不得儿子上大学。”
我是村里第一个本科生，刚考上大学那会，父亲走到哪都觉得提气，别人见到他也会礼敬三分，觉得他太了不起了。但是自从工作以后，尤其是最近几年，父亲越来越觉得抬不起头，因为我一直没有结婚生娃。
那些当年觉得小孩不如我、在我父母面前抬不起头来的乡亲，现在终于找到了绝地反击的机会，我也因此成了乡亲们寻找幸福感的源泉：“我家儿子也没上过大学，孙子快10岁了”；“我家女儿初中毕业，外孙女都有她妈高了”；“我也不要我孩子在外边有多大本事，只要生儿育女就行”……
有一天，碰到了个中学死党的母亲，一见到我妈就巴拉巴拉他孙子如何如何可爱，这不是成心的吗？对方最后话锋一转说：“你要加油啊，小刘。”“谢谢阿姨，你好幸福啊，我会的。”我努力克制住胸中的怒气。
我这中学死党玩心重，成绩不咋地。每次去他家，他娘就对他说，你有人家刘俊一半的脑袋瓜子就好了。高中没毕业，他爹托关系把他弄进了县里的税务局，记得我念大三的时候，他已经年薪20万了。再后来，他盖了别墅、结婚、生子，过着乡村小土豪的生活。而我却居无定所，为理想和生计奔波。
现在跟他相比，我成了父母眼中那个不争气的少年。每次回家，这位死党的幸福生活是我父母必提的励志故事：“你以为写点破文章就指点江山了吗？你看看人家，也没念大学，挣得还比你多，还生了个儿子……”

不呆、会做家务、能生娃
好景只持续了两天，腊月二十八吃晚饭的时候，母亲终于还是开口了：“你究竟要流浪到什么时候？人家谁谁谁，也念了大学，也结婚了。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收稻子的时候你还在插秧？像话吗？”
我大感情况不妙，开始打太极。“城里不比乡下，结婚都比较晚。再说现在离婚率那么高，还是要慎重一点。”
“城里人就不结婚了吗？你过年33岁了啊，不是23岁。父母养你是为了什么？”母亲不依不饶，“你爸过年都63岁了。”母亲的泪水已经在眼眶里打转。
父亲结婚比较晚，30岁才有的我。由于爷爷祖上是富农出身，文革期间家产悉数充公，没人看得上这个贫寒人家，直到他认识母亲，一个同样家庭贫瘠的女孩。他们是媒妁之约，认识没几天就订婚了。
在那个年代，对于父亲这一辈的村里人来说，很难说有什么爱情可言，找什么样的媳妇，由不得自己，都得父母说了算。像我二叔，爷爷奶奶不顾家人的反对，要求他娶了个脑膜炎患者为妻，从此痛苦一生，还害了小孩。
30多年过去了，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仍根植在像父母这一辈的人心中，他们觉得，结婚生子，这是一个容不得半点质疑的人生信条，没什么好商量的。性格是不是合得来，有没有共同的人生追求，在他们看来都不重要，他们的要求很简单：不呆、会做家务、能生娃。
“都后悔供你上大学了，要不然孙子早就可以打酱油了。”父亲叹了口气，接过母亲的话，“你现在翅膀硬了，不听父母的了。”还没等我开口，父亲继续说，“搞不懂这个世界上还有不想结婚的人。”
“是啊，人家毛阿敏四十多岁还结婚生子。”一旁的三叔开始帮腔。
每天晚上，逼婚成为家庭聚会上的一道例菜，每天都不重样。今天搬出大人物，明天说你不孝，后天插科打诨旁敲侧击。“刘俊好像瘦了。”三叔说。“他每次打电话回家，父母总是催他结婚，他能睡得着觉吗？不瘦才怪。”父亲说。
走在街上，碰到二姐夫：“不是姐夫说你，你父母养你不容易啊，不为你自己，也为你父母考虑考虑。”当时恨不能找个地洞钻下去。吃喜酒，遇见大姑：“不是大姑说你，你父母提到你一次哭一次，非要等大姑老得走不动了，你才结婚吗？”说得我满脸通红，“姑姑，吃菜，吃菜。”
到最后，逼得我不得不整天宅在家里，能推的应酬尽量推，碰到熟人就躲得远远的。
大年初二还是被逼着出门了：相亲去。对于我有女友这件事，父母一直将信将疑，父亲说，肯定又是骗人的把戏，见不到真人不算数。老家的姑娘不一定差，你先看看比较比较。
记不清这是第几次相亲了。这次是个富二代，家里是开发房产的，我们在县城一个咖啡馆见的面。姑娘25岁，背着个H打头的名牌包包。我们聊了聊彼此的工作，我说我是记者，她说她喜欢李敏镐，问我有没有采访过他。然后聊了聊最近看的电影，她说，她爱死《小时代》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脸往哪儿搁？
有一天晚上，父亲不在家，也没有亲友在场，我跟母亲说：“妈，下次再有人问我结婚没有，你就说，年轻人的事让他们自己做主，我们做父母的管不了那么多。”
“话说得轻巧，你不在农村不知道，有时候真不知道我们的脸往哪搁。”
“你以为别人真关心你儿子啊？别人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呢？那些一年才见一次面的亲朋好友，除了向你炫耀他们儿女满堂让我和你们难堪之外，有几个真正关心你儿子结婚的，对于这样的人有什么难为情的。”
“哎，要是当时生两个就好了。”母亲很后悔。
我出生那会国家刚刚开始计划生育，当时虽然只罚两三千，但在当时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可是天文数字，母亲怀孕了好几次，但最终还是因为怕罚款流产了。
我劝母亲，人不可能回到过去，也不可能诸事顺心。没事别跟别人比，生个小孩谁不会，人又不是猪，但也要能力养他把他教育好。小孩又不是你的玩具，你得对他负责，你看那谁谁谁家生几个小孩很热闹，但日后还不是重走他们父母的老路，苦了小孩。
母亲不听我这一套：“在农村要什么大发展啊，过得开心就好。你看人家斌哥，才四十多岁，就有孙女了。你爸还不如他啊。”
斌哥是我一个远房表哥，他儿子18岁结的婚。斌哥虽然比我父亲晚一辈，但也难逃父母之命。斌哥跟媳妇合不来，生了娃就开始闹离婚，一直闹到他儿子结婚，但因为双方父母极力反对，就一直这么将就地过着。
离婚在老家依然是一件有辱门楣的大事，父母可以忍受儿女在外边有姘头，但断断不会允许两个人离婚的。个人的快乐和幸福对于像斌哥这样的农村青年来说，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重要的是，不能让家族颜面扫地。能生儿子，儿子再生孙子。
传宗接代，仍然是农村结婚最大的目的所在，或许也是他们活下去唯一的希望所在。“我也不求我女儿有什么大出息，能考大学我也不拖她后腿，考不上赶紧嫁个好人家，我也弄个丈人做做。”发小说。
发小23岁结的婚，女儿已经12了，还有个四岁的儿子。为了这个儿子，他老婆流产了不下十次，有的都怀了六七个月了，但因为是女孩，也打掉了。他本来不想要的，这么坚持全都是因为别人的一句话--有一回他们跟隔壁邻居吵架，邻居骂他们家是“绝后代”（老家最毒的一种骂法）。
“也不能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要小孩吧。”“除非你搬离农村这个生活圈子，否则这些闲言碎语有时候会把人气死。”发小说。

“你再不结婚，我就出家”
农村是个熟人社会，人言可畏。在家呆了没几天，就感觉要是再不给父母添个娃，那些乡亲们就快把我父母给吃了。何况他们天天要面临这样的拷问。
在农村，无时无刻不在这种攀比中活着。从小，比谁家小孩成绩好；长大了，比谁有本事，挣得钱多；结婚比排场，结婚之后比谁生的是儿子；盖房子，比谁盖的大，装修得豪华。
村头有几排紧挨着的独栋别墅，已经成为全村老小艳羡的对象，尽管很多人家是靠放高利贷开莞式桑拿发的财。有户人家据说光大门就花了70万。还有户人家是村里的一号土豪，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家有钱，晚上整个村子一片漆黑，唯独他们家墙边霓虹闪烁。
跟30年前相比，农村是富了，但精神生活还是一片空白。村里的几个杂货铺就像是一个小赌场，赌博机排排坐，今年最流行的是“打鲨鱼”赌博，男女老少都在玩，据说老板一天能挣1万来块。“你们不管吗？”我问一个派出所的朋友。“谁管啊，整个农村都在玩这个。”
一个33岁的青年，如果在农村还不结婚，别人会觉得你不是生理有问题，就是脑子有问题。因为在农村，是不允许有个性这回事的。所有的人和物都必须从一个磨子里刻出来，不然你就是异类。
家里盖房子，我坚持简装，父母会说，要入乡随俗，你这种风格在我们农村不吃香。我嫌城里房子太贵，不打算买，父母说，人家个个买，你为啥不买。
大学毕业之前，我懂事听话乖巧当班长争第一事事顺从父母，给他们挣足了面子。毕业之后，我不顾他们的反对去了北京，尽管因此丢了上海的户口，以至于现在在上海连房子都不让买。我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就像我不后悔没有早点结婚让父母满意全家开心一样。
我爱他们甚过爱我自己，但庆幸的是我已经走出去了，再也不会像我的发小、同学那样过着千篇一律为别人而活的人生。往后，我注定是要按个人意志而活的，父母也怕是注定要在别人的炫耀和自己的焦虑中度过余生，而我可能却无能为力，因为两代人的价值鸿沟，个人自由和家长制的矛盾，城市和乡村的差距，恐怕是一时难以弥合的。
大年初三的晚上，一个团圆温馨的时刻，我却少有地和父母吵了一架。他们当着亲朋好友的面对我发起总攻。“你再不结婚，我就出家。”父亲说。母亲也接过话：“你今年再不带个人回来，就别回来过年了。”
“不回来就不回来。”撂下这句话后，我气得走进房间，把门狠狠地摔上，隔绝了门外漫天的爆竹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