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看王立军庭审让我哭泣愤怒 - 武穴论坛

贺卫方：看王立军庭审让我哭泣愤怒

今天看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关于王立军案件的庭审报道，说句实话，看完之后让人很害怕。这害怕主要来自于这样几个疑虑。

首先，薄谷开来是个律师，她的法律知识是普通人所不能相比的。但是，她竟然敢在她认为有人威胁到她儿子的安全时，就敢于动杀心，并亲自下杀手，事后，还敢于向一个公安局长主动透露，并寻求脱罪帮助。她的胆子和自信从何而来？

第二，一个直辖市的公安局长，手上掌握了国家所赋予的执法大权，却敢于在得知有人杀人后，安排部下为其掩饰并在毁尸灭迹后，还主动打电话向杀人犯报告说“化作青烟，驾鹤西去“。法律在一个颇有地位的执法者心中完全成为了私人关系中被可以随意践踏的玩物。这样的人是如何成为执法者的？如果他曾经是一个法律的捍卫者，那么，他又是如何变成了一个践踏法律的人的？

第三，当王立军感到与薄谷开来的关系变得疏远，自己有危机感后企图以攻为守，向市委书记也是犯罪者的丈夫反映案情时，这个向来以正派、廉洁、嫉恶如仇的形象示人的书记不是立即指示执法机构逮捕犯罪嫌疑人，而是给了王立军一耳光。一个受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等理念熏陶了一辈子的高级官员在大是大非面前所表现出的行为竟然连一个普通的民众都不如，他是怎么在官场上得以混了一辈子的？

第四，很奇怪，采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在谈到打王立军耳光的人时，只说是”当时的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难道，说是“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有问题吗？难道，直接说出这位书记的名字有问题吗？

第五，当王立军明白地告诉了这位市委书记其老婆的杀人犯罪事实后，换来的却是他身边人的被审查和他自己的被调职。书记的权利怎么这么大？不是说集体领导吗？当书记违法时，其他人在干什么？为什么所设置的权力管理和制约机制管不住第一把手的徇私枉法和对权利的肆意滥用？这样高级别的官员玩这样低级的杀人游戏，为什么没有被及时制止，而只能等到他们狗咬狗的时候才不幸被自己曝光？

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百思不得其解，所以就产生恐惧。原来，行使了多年的社会管理机制和机构竟然管不了高级别的官员犯罪。原来，管理我们社会并被我们所敬重的”首长“、”领导“中间，竟然有这样一些完全不把法律当回事的王八蛋！

那么，往小里说，以后，我们再看到电视中那些正襟危坐的首长和领导时，我们应该对他们报持何种态度？是怀疑，是蔑视，还是依然敬重？对他们所宣扬的各种光辉灿烂的说辞和论调是嘲讽，是反感，还是坚信不疑？

回望二百年的中国近代史，回望一百年的中国现代史，回望60多年的建国史，我们该是为这样的现象出现在21世纪的中国，是哭泣，还是愤怒？

民间传说的“一个巴掌引发的血案”在王立军庭审时被证实。看来真应了那句老话：“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打巴掌这种事情，更多地是发生在电影电视里，发生在主子和奴才之间。家里嘛，也是一个巴掌发生概率比较大的地方。其实，主奴关系也是家庭治理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说，打巴掌这种事情，除非仇敌之间，基本上是一个家庭内部的管教方式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发生在上级和下属之间的一个巴掌，竟然成了一个事件，或者说是事件的诱因之一！看似随意的一个巴掌，同时也暴露出了当前某些官员的认知理念以及某种官场生态。
　　这种认知理念以及由此而来的官场生态，是典型的专制流毒，是将国家看做私产，看做自己家。有人说，历史上最成功的商人是谁？是吕不韦，他通过对人的经营取得了天下。刘邦小时游手好闲，他爸常训他，要他向两个哥哥学习，也去置点家产。等到刘邦“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大宴宾客，在酒席上跟刘太公说，爸你以前老说我不会置家业，你看我今天置下了多大的家业！在专制时代，天下就是皇家的私产，百姓只是地上的附着物，说得好听点是“子民”，士人们忙忙碌碌，是为君王分忧，是“了却君王天下事”！朱棣当年对方孝孺说，这是我家私事，与你何干？算是说得很明白了。是呀，叔叔做皇帝还是侄子做皇帝，都是他们老朱家的事，一个臣“子”捣什么乱！
　　无论是“以家建国”还是“化家为国”，都假设了家庭治理和国家治理是一回事。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推进。于是，我们就会发现，君主是君父，官员是臣子；地方官是父母官，老百姓是子民，或者干脆就是长在皇帝农场里的草，当然还可以是羊群，由“州牧”们来放牧。于是，我们会发现，“臣罪当诛，谢主圣恩”，“奴才站惯了”，“以孝治天下”，国家伦理完全复制家庭伦理。于是，我们会发现，对自己家人苛刻，对外人友好，这种面子文化最先是乡村里的行为习惯，后来竟成了“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治国理念。我们会继续发现，当有人说“人权大于主权”的时候，马上有人站起来说：一个家庭，怎么管教小孩是自己的事，无人不要干涉！难道政府真的是父母、民众是小孩吗？就算是这样，父母将小孩往死里打，邻居看见了，能不管吗？当然，这样可笑的发现还有很多。
　　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自然的逻辑就是国家是放大了的家庭，于是家庭的规则随之也就成为国家的伦理规范。然而西方观念不是这样。亚里士多德其《政治学》一书中，区分了“家政学”与“政治学”。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家政学”即是管理家庭财产的学问，包括处理家庭成员关系，主奴关系，当然，奴隶也属于家庭成员。他说，家庭的功能是满足人的各种自然需求，奴隶的存在是为主人的利益服务的，因此，适合于家庭的只能是“主奴之治”。而城邦呢，在正常的政体下，统治者的存在或作用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因而城邦治理就是与“主奴之治”完全不同的“自由人统治”。
　　家庭的功能是满足自然需求，国家的功能是满足“人类的互惠生存”。在一个家庭，父母对子女的权力是自然形成的，父母管教子女是为了子女的利益，平等、自由在这里是异类。而在一个国家，政府的权力来源又是如何呢？统治者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而进行统治吗？作为自由人的群体，自由、平等得到捍卫了吗？
　　英文中的“共和国”是“共同的事业”，或者是“共同的财富”（commonwealth)，和一家一姓的王朝截然不同，不是什么人、什么群体的私产。
　　国不是家，自然官员不是家奴。然而，专制流毒影响深远，在无数个小暴君面前，下级官员就是“家奴”，是要和我“保持一致”、站好队的。而在大暴君面前，这些小暴君就是“家奴”，这还像个现代国家吗？倒像极了欧洲封建时代的封主与附庸的关系。习近平曾在全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过“家奴”，警惕官员家奴化。他担心一些年轻干部从学校到机关，没有社会经验，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当作“潜力股”加以投资，最后，变成了某些老板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成为他们谋取利益的工具，甚至沦为某些不法之徒豢养的“家奴”，将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拱手相送。他担忧的是官员成为老板和不法之徒的“家奴”，不仅如此，我们还要警惕下级官员成为上级官员的“家奴”！
　　从辛亥算起，共和百年多了；从1949年算起，共和63年了。我们的某些官员还将国家当做私产，将下级视为“奴才”。按照这种思维，民众又算什么呢？在满清，汉人官员在皇帝面前，连喊“奴才”的资格都没有,民众自然如草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