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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南宋统帅余玠评传长郡史纪敬撰 [打印本页]

作者: 七秩龄童 时间: 2011-11-6 11:32
标题: 南宋统帅余玠评传长郡史纪敬撰
前言：笔者为什么再写《余玠评传》
   元季官修《宋史》用了两年半时间，共500万言。若注意到列传中南宋文臣武将由列传一百一十七李纲算起，至列传一百八十四谢枋得殿尾，上传者共460人。南宋前期者如列传第一百二十四岳飞占篇幅4408字，末期者如列传第一百七十五余玠占篇幅2536字，在同类型“列传”文献中，这两位历史人物传记的用字量都是超乎寻常的。《岳飞传》事跡因皆取自其孫岳珂的家传《鄂王行实编年》，只需抄撷之功；其被害死，“天下冤之，闻者流涕”（语出列传第二百三十二《秦桧传》），其时，全宋人民对岳飞之死，都处在悲愤的气氛中，岳珂写《鄂王行实编年》，述事稍作夸张以致失实，能够为人接受，并不奇怪。比方说由南宋京城杭州至岳飞军队驻地郾城，相距二千余里，即使是金牌快递往返行程亦需八九天，说“一日下十二道金牌”，实在是戏剧性。（参见邓广铭《岳飞传》）。余  玠活动处于南宋末期，除了其好友阳枋，于余玠生前写过《余大使祠堂记》短文外，无《传》记文参考；宋史官于南宋中叶以后所发生的历史事件也“罕所记载”。《余玠传》篇次文字出于元人手笔。虽《传》述其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并将蒙宋战争中的“敌人”余玠放在蒙人最敬畏对手的位置上，对其行事据实收录；然有关元军战争失利的记录，有多所刪削，其生平履历，则不甚措意，遗留下一些短见偏见和陋见，是其缺点。由于元季短，《宋史》成书时间仓促，再加上文化理念上的差异，缺漏颇多，在二十四史中早就有繁芜杂乱之称，谓其“舛谬不能殚数”。章太炎说过：《宋史》虽然芜秽，然而删剃其繁，就得增补其缺，看来史料就不充份了。就是明朝遗文，今存都者也不及百分之五，即或修改《明史》都很难（见北京图书馆《文献》第十二辑）。于《宋史》，后之人都屡有重修之议，何况其中之余玠一《传》。但从《宋史》改訂之作虽多，却沒有一部能夠取代《宋史》原著可知，《宋史》只是有缺点，并未失其重要史记地位。读《余玠传》亦如是，再写之意在发扬光大其精神。加了些字，亦只是在完善与作可能的补充上下些功夫。这是基本立场。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于南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经努力开疆拓土，迅速崛起。二战后曾有人说：如果当时世界上出了两个希特勒，会将世界翻个身。这是人类进到了热兵器时代发生的事；而且，希特勒不过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其实早在距今八百年前的冷兵器为主的时代，有了一个成吉思汗，己经够格将地球翻一个身了。况且，成吉思汗是成功的胜利者。由成吉思汗及其继承人曾建立了北抵北极，南抵印度洋，东临太平洋，西临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曾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包括四大汗国在内的“大元蒙古帝国”，且其后裔延续到莫卧儿帝国（1526年-1858年），注意到“莫卧儿”仍是“蒙古”两字的音译,可证明其为元蒙政权延续的话，其统治及影响长达552年之久。以“聚如山丘，散如风雨，迅如雷电，捷如鹰鹘”的蒙骑，从其世界性作为与影响而言，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为武功圣人，当之无愧！
   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到了宋、辽、金、夏、蒙元时代，各种社会矛盾，首先是受民族文化矛盾的带动，都激发到了闪电鸣雷的程度。历史演化进程的本身也确乎是一条神龙博击于极其壮阔的波澜之中：见其头，不见其身；见其身，难见其尾。好比如产生于中国南部海洋里的飓风，设若它不是一次次地降临人间，而是几个顺序号，甚至是几十个顺序的飓风同时产生降临于大地，或其威力如同并发或串发着众多七、八级以上的地震突发性降于世界一样。果真如此，那将是怎么地不得了，又将是怎能么地了不得啊。这样的自然灾害我们尚未见识过。但是如此规模的社会大动荡，却降临于宋元之际辽、金、夏、蒙、宋、大理、吐番等统治区的中国大地。从整体效果来说，如此规模的社会大动荡，竟然能被博大精深、无与伦比的中华文明，以无限的创造激情所包容，形成了中华民族规模最大的第三次民族大融合；而其过程，则正如四百年前法兰西作家蒙太涅写在法文本《中华大帝国史》书页上所赞：“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是多么地辽阔而变化无穷，无论是我们的前人，还是我们自己，都有没有彻底了解它。”
   从南宋末到整个元季，对历史人物功过的研究，最是中国历史的冷门。专授辽夏金元史的姚从吾教授（1894-1970年）指出：欧洲的东方学家们，汉学家们，以及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们，对于南宋与蒙古的关系如何，他们所知，尚不甚多；即使是德国（姚早年留德）傅朗克教授（1863-1946年）编的《中华通史》，对余玠在山城设防，保卫巴蜀，与蒙哥汗的战死钓鱼城，一些大事，都不甚了了。（《余玠评传•序言》）姚从吾教授身居台湾，以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感，在身边无大陆资料供给的条件下成书两万字的《余玠评传》，开蒙宋关系研究先河。接着任教于四川大学的陈世松先生，按姚氏提供的线索，在大陆搜集资料，还到湖北广济作了调查，成十万言的《余玠传》。两书之出版，对于余玠从淮东受南宋名将赵葵器重，从事抗蒙战斗五年成为一名常胜将军，受朝廷累彰其功渐历峻职制置副使（大军区副司令员）起，到临危受命成为南宋巴蜀西线统帅（大军区军政一把手！），仅一年川局改观，不十年而以险制骑，使蒙古军逡巡却避，成为超时代水平天才军事家的功业过程，作了完满的交待。将一位南宋末期抗蒙常胜将军、川蜀西壁统师余玠的历史功绩还原貌于世人，得到世人的钦佩敬重，姚、陈两位功不可没。
   笔者湖南长沙人。1958年受命由武汉军区转业到了余  玠宝籍，一住至今五十多年。到了广济，由于要先熟悉历史环境，始知余玠历史人物之名。1983年后,应聘参加（第一、二两轮）修地方志，始以历史的责任感搜罗整理其事迹。实话实说：若没有看到陈世松所著《余玠传》和陈先生介绍的姚从吾教授所著《余玠评传》内容，无从谈起余玠的详细。但是，在读两人所作《传》记的同时，也觉察到姚、陈俩先生成书两《传》时，囿于历史环境，很多源于地方的史料无从获得。同时，在纠正了古人“短见”、“偏见”和“陋见”的同时，又新增或肯定了一些误会或错觉，必待澄清。下举数端：(待续)

作者: 彭康华 时间: 2011-11-6 17:39
过来看看i。

作者: 尹生 时间: 2011-11-6 19:31
这段武穴名人的历史必须弄清楚，有劳了

作者: 野猪 时间: 2011-11-7 11:54
楼主原来是湖南人，但比大多数武穴人都更了解武穴这个地方的过去！

作者: 野猪 时间: 2011-11-7 11:58
武穴应该是个出“硬骨头”的地方，岳飞，文天祥的后人都在这里生活，还出了个余玠~~

作者: 七秩龄童 时间: 2011-11-10 01:01
标题: 辩今人对余玠历史身世的七大错觉
   辩今人对余玠历史身世的六大错觉
   1、籍里广济：姚从吾教授是主张余玠籍贯湖北广济说的。经过陈世松的亲自“调查”，却“坚信”余玠是湖北“蕲春人”。这一点，从蕲春人至今没有领情，便可辨别其判断失准。要说现今各地争“名人效用”，余玠在民间知名度不高，但在知识界和史学界则早己声振林木。清乾隆和雍正时，浙江与江西《通志》就引经据“谱”，将其列为各该省历史名人了。陈先生的“蕲春定论说”经不起推敲，却于近年在网上重兴燃起了历史上早己存在的“余玠籍贯”之争的战火。
   2、幼年上学的地点：余玠在故乡广济县城梅川横岗山青著寺。陈世松先生在肯定余玠是“蕲春人”的同时，以《宋史•余玠传》有“少为白麓洞诸生”一语，加上清雍正时《江西通志》有余玠“分宁（修水）人，侨寓蕲州”一说，便取“少”字即“少年”切入，对余玠生平作出第二大“肯定”，说：余玠幼时在修水宗族处居住，便就近到在庐山的白麓洞书院上学。驳余玠“就近白麓洞上学说”很容易：因为白麓洞书院不是蒙馆（小学），也不是一般县学的经馆（类似中学），而是宋儒讲学的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学府”，至少类同于今天的大学、研究院，怎么能说余玠“少年就近”就上了类似如今的“大学”了呢；再者，余玠少年时代，白鹿洞书院被韩侂胄（1152—1207年）兴“庆元党禁”封了门，余玠何能在一所被封了门的学校“上学”呢。陈先生可能对于宋时的学制和“庆元党禁”事不大清楚，故生“想当然”的“结论”。
   3、乘时出山，不是亡命从军 余玠从戎救国的志向不能被歪曲，也不宜庸俗化。《宋史•余玠传》对余玠介绍，以“家贫落魄无行，喜功名，好大言…尝携客入茶肆，殴卖茶翁死，脱身走襄淮”立意下笔。此种笔削历史人物余玠的方式，或是修元史者思惟方式的一种表露。但既为作为正面历史人物余玠立传，经过这番描述，等于将阅者心目中的英雄人物，首先便包装为“落魄无行”、杀人亡命”，为求脱身混入军营立命安身的混混儿形象。这与余玠身世和历史事实不符，与中华文明传充思惟习惯更格格不入。不说是中国人美德有“为尊者讳”的明训，余玠出山时，年近不惑，己远离青年盲动期心性；选择投笔从戎的时机，正值金国被宋蒙联军灭亡，南宋理宗亲政，史称“端平更化”、政局启用真德秀（1178-1235年）、魏了翁（1178-1237年）等十余儒家治政，号为“真儒为用”大获民心时期；余玠赴淮东谒见制使赵葵，又选的是赵葵北伐“端平入洛”不遂，急需人才辅佐解惑之时，这是不可或缺的时事造就英雄的时代背景；余玠以“长短句”《瑞鹤仙》词谒淮东制置司使赵葵，除了表明愿意支持赵葵主动出击收复大好山河的宏大志愿外，亦是余玠入伍动机的第一手真实资料。对此，陈世松先生不但未据余玠出仕时的宋蒙形势作出客观正确判明，反而就事论事，在为伟人余玠如何减轻“杀人亡命”罪愆上下功夫。陈先生文字用了不少，却等于是越描越黑，使伟人余玠未成名之先，己成了一名有“污点”青年哙武之人。
   4、金牌问题：《宋史•余玠传》述权臣谢方叔又“阴嗾（陈）世安密求玠之短，陈于帝前。于是世安与玠抗，玠郁郁不乐。宝祐元年（1253年），闻有召命，愈不自安”。说的是因余玠“久握大权，为朝廷猜忌”之事（1984年版《辞海》“余玠”条）。事因左相谢方叔轻听子侄之言，向理宗皇帝不断进谗言之下，宋理宗于这年五月十七日甲午（6月14日）和六月初三庚戌日（6月30日）前后相距十七天，先是发出召余玠还朝“奏对”，后己接得重庆方面余玠“病革”的奏报后，授余玠为“资政殿学士”的第二道“金牌”，于前后相距十七天内发了两道“庚牌”召余玠还朝之事。（均见《理宗本记》）问题出在：《传》文将“愈不自安”，接着便说“一夕暴下卒，或谓仰药死”，由此因果语句给予人们以“闻有召命愈不自安”而“暴卒”的错觉。笔者从《余氏谱谍》查知，余玠病故的日期为1253年五月二十六日癸卯日下午戌时（6月23日），在余玠逝世前，己病了十天以上，此期间，理宗皇帝召其还朝“奏对”的第一道“金牌”此时还在路上，并未到达重庆呢。所以余玠之死于久病，与理宗下达的庚牌并无关联。姚、陈两位想寻到余氏的“家传”没有如愿，因此在无法澄清事实之余，倒是加深了人们对余玠死于理宗两道金牌“愈不自安”的错觉！
   5、余玠死于“暴下卒”不能简略为“暴卒”（猝死）  余玠病危前，己发病十天左右。光绪年《开化县志•玠府君墓志》也说：余玠之前因宵征露宿而有臂恙，当时旧病发作，又吃了河鱼，（加上时值酷暑或染时疫！）因此余玠死于“暴下”，当是害痢疾类时疫至大泻不止无法抢救身亡，非是“猝然”而死。姚、陈两位对“暴下”二字不可省略为“暴卒”作了纠正，但因他两位仍倾向于“余玠受害身故说”，因此无济于此项错觉的广泛流传并渐至肯定。
   6、余玠“或谓仰药死”为民心愤懑之词 《宋史•余玠传》本有“一夕暴下卒，或谓仰药死”的说法。但此“或谓”云云，经查出于宋末出版属于野史性质的《宋季三朝政要》一书，该书也并不作肯定。由于余玠死后一年，其政敌谢方叔等对余玠及其家人横加迫害，并纠集了一大批人对其搜罗资料罗织罪名。从其罗织罪名中，用上了“天毙此玠”等毒辣恶言，但并无只字涉用至“自绝于朝廷”等语，可知关于“余玠喝药身亡说”，是岳飞受奸臣“一天下十二道金牌”连想引发，实为民情愤懑，并无真凭实据。《宋史》其书为表谨慎，以“或谓”示其并不肯定。姚、陈两位因倾向于“仰药身亡”说，对之作了并不肯定的肯定，流毒不浅。如1984年版《辞海》、《中国历史大字典》等，连台湾高中军训课本中关于余玠之死的“暴下卒”句省“下”字，均记为“暴卒”，将大泻不止的一种症状，不经意改成了事发突然，所谓“猝死”的死法。进一步，如《广济县志》（1994年版）肯定地书为：“余玠知有变故，愤懑成疾，于是年七月服毒自尽”。《中华军事网》载《四川旅游》的材料则进一步说是“被逼自杀”。还有更新奇的想象出于“文革后”1981年第一期的《西南师范学院报•余玠治蜀刍论》断：“余玠被暗杀的可能性最大。”。
   除上述若干观点外，笔者经过十多年深思，对余玠功业进行了深入发掘的有：关于余玠的婚姻，本文对余玠原配苏氏和继配黄氏作了简要介绍。关于余玠四川山寨以险制骑思想，发端于余玠继配黄氏建山寨于广济抵抗蒙军，余玠在四川经营的“山城防线”曾在高丽（朝鲜）抗蒙作战中被成功借鉴事，也作了发掘。对于姚从吾教授给余玠以超时代水平天才军事家的评价的事实，则作了系统补充。
   本文初稿完成于1993年，其片段先在地方报纸作了约稿发表。2003年后，又将部份内容上在国学网与荆楚网东湖社区版。东湖社区网文人气万人以上，引发讨论与转载风行。版主和网友们，尤其是一位家住台湾家藏书数十万册的网友“水电工”君，热心向笔者提供史料和图片，于此仅致谢忱。作为历史责任，颠扑不破，抛砖引玉，集思广益是笔者写作此文的的初衷。近日幸知《宋史•余玠传》己被国家教育部列入《高中文言文阅读训练五十篇》必读课文之一。不管是不是因笔者的宣扬引起注目，而受到教育高层的注意；既受推荐重视，笔者都自觉得与有荣焉。是为记。

作者: 起点电脑 时间: 2011-11-10 10:37
余川名人··········

作者: 七秩龄童 时间: 2011-11-12 07:58
   传颂余玠功业的故事早己脍炙人口
   在进入本文所介绍的历史人物之前，请听我讲一古一今两位作者提及到本文主人翁的故事梗概。古书作者为冯梦龙，今书作者为金庸。本文主人翁则为余玠。两位作者虽然一古一今，而两书故事的时间都在本文主人翁逝世之后不久。两书故事内容不同，却同样将余玠定位为忠诚的爱国伟人，为余玠的不公正遭遇鸣不平，且请出余玠来为故事张目。本文要先说冯梦龙和金庸小说书中提到的，与余玠有相关内容的故事，当然是为本文主人翁的出场“鸣锣开道”，炒热一下本文，提高阅者对人物余玠的关心程度。
   冯梦龙：《醒世恒言•第十九卷•白玉娘忍苦成夫》
   两眼乾坤旧恨，一腔今古闲愁。隋宫吴苑旧风流，寂寞斜阳渡口。
   兴到豪吟百首，醉余凭吊千秋。神仙迂怪总虚浮，只有纲常不朽。
   故事说，南宋彭城人程文业官至尚书之位的儿子程万里，因为向当权者呈献“战、和、守”三策文章，触忤了“时宰”，弃家出逃，却被蒙军所掳，被送往兴元府，成了蒙古将军兴元人张万户的奴隶。一年之后，张万户趁蒙宋“罢兵”，回家将掳得的奴隶大多数卖了换成金银，只留下他看中的程万里等几名养作家奴使用，服侍张万户夫妇。俗话说，“宁为太平犬，莫作离乱人”。程万里虽然天天想逃跑，却还不得不假装乐意服侍“主人”。一日，张万户对程万里说：“我俩虽为主仆，实是一家亲人，只要不生异心，日后还有好处哩”。为了收买人心，还将夫人房里一名十六岁的，也是掳来的女奴配与程万里，撮合成一对奴隶夫妻。这与程万里撮合成夫妻的女人是谁？重庆人，是四川余玠镇蜀时，嘉定府统制白忠的小女儿白玉娘。程万里患难之中，早见过这名美女。当然这两人亲热相处，只是同命相怜，并无儿女私情。今日凭着主人命令，得为夫妻，双双心中高兴。成婚之夜，相互自我介绍身世时，玉娘说：“不意余制置（使）身亡，元将兀良哈歹乘虚来攻（嘉定，今乐山境。公元1275年元军攻破宋嘉定府）。（城中）食尽兵疲，力不能支。破城之日，父亲被擒，不屈而死。兀良元帅怒我父守城抗拒，将妾一门抄戮。张万户怜妾幼小，幸得免诛，带归家中为婢，伏侍夫人，不意今日得配君子。”作者冯梦龙录下这个故事的立意是“夫妻本是鸳鸯鸟，一对栖时一对飞”，与现代眼光里的思路，不能同日而语。故事的过程繁复，六天新婚后，两口子即被迫“劳燕分飞”。白玉娘贞烈，经过两位善良女主人安排，出家空门为尼姑。程万里一年后，则利用机会从鄂州逃出，回到临安，得到父亲旧日下属的照应，进了官场。又十年后，改朝换代。再经过十年辗转，陈万里成了元朝的陕西行省参政大员。兴元府属于陕西治下，陈参政不忘旧人玉娘，命人寻着了苦守二十年空门的白玉娘，两人团圆。作者最后写：“程参政连得二子，自己直加衔平章，封唐国公，白氏封“一品”夫人，二子亦为显官。后人有诗为证：“六日夫妻廿载别，刚肠一样坚如铁；分鞋今日再成双，留与千秋作话说”。录毕本篇后，顺便为各位君子再加一小段余音：蒙元时，蒙古话称中国少数民族党项人和所建立的西夏政权为“唐兀”（蒙语音：唐兀特），陈万里封“唐国公”，估计在唐兀特地区。元季后期，唐兀有位名人余阙（1303-1358）者，元统进士，娶妻耶律氏。随父官庐州（合肥），因记得其先祖原系中原人，遂再称自己是“庐州”人。余阙官安庆太守六年，还兼着“都元帅”之职。这时己到了元庭统治后期，罗田人徐寿辉（？-1360年）在蕲水（浠水）首先打出红巾军义旗兴兵造反。1358年正月，红巾军大将湖北沔阳人陈友谅（1320-1363年）率兵东下攻陷安庆时，余阙徒步提戈与陈友谅军血战不胜，尽忠自颈，夫人耶律氏及小儿德生、小女福童三人投井自殂，被元庭封为豳国公。明太祖朱元璋念及各为其主，这余阙虽是敌人，值得敬祗，还为之立庙致祭。你说巧么，查起根来，这余阙却是本文所要说的余玠的六世后嗣。

作者: 七秩龄童 时间: 2011-11-12 08:01
金庸：《神雕侠侣•第三十三回•风陵夜话》
   时间是南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接位的第九年。
   金庸的故事说：桃花岛主黄蓉与其丈夫郭靖，命大女儿郭芙，带着妹妹郭襄，和郭襄的双胞胎弟弟郭破虏三人，北上晋阳邀请全真教长春子丘处机到襄阳主持英雄大会。三姊弟从晋阳南归，遇上大风雪，受阻于黄河边上的风陵渡口，挤进镇上最大的一家叫作“安渡老店”的客栈。因天气所阻，客店早满，连“统铺”都住光了，店老板请这新来的三位，只能挤在生了火的大堂里，让大家挪出一片地方，“烤烤火，胡乱将就一晚，明儿冰结得实了，就不定就能过河。”三姊弟虽然不高兴，也只好听店老板吩咐坐了下来，与众人围炉飨火，夜话通宵了。
   旅途中相遇，人多嘴杂，百无禁忌，原本就是小道消息的“传播中心”，安渡老店里也不例外。可是这一夜，众人说来说去，无形中辐辏集中到一个话题上来：众人纷纷关心着襄阳守城的情形。有位湖北人说得有声有色，把郭靖、黄蓉夫妇夸得便如天神一般，引众人赞声不绝，郭芙三姊弟也听的津津有味。
   先生由襄阳抗蒙入话，突然笔锋一转，说到郭襄最为关心，也是读者关心的“神雕大侠”杨过，正在为蒙冤遭害的四川抗蒙将领王惟忠复仇的故事上来。只听得一个四川口音的客人忽然叹道：“其实守城的好官各地都有，只是朝廷忠奸不分，往往奸臣享尽荣华富贵，忠臣却含冤而死。前朝的岳爷爷不必说了，比如我们四川，朝廷就屈杀了好几位守土的大忠臣。”那湖北人道：“那是谁啊？倒要请教。”那四川人道：“蒙古鞑子攻打四川十多年，全赖余玠余大帅守御，全川百姓都当他万家生佛一般。那知皇上听信了奸臣丁大全的话，说余大帅甚么擅权，又是甚么跋扈，赐下药酒，逼得他自杀了，换了一个懦弱无能的奸党来做元帅。后来鞑子一攻，川北当场便守不住。阵前兵将是余大帅的旧部，大家一样拼命死战。但那元帅只会奉承上司，一到打仗，调兵遣将甚么都不在行，自然抵挡不住了。丁大全、陈大方这伙奸党庇护那狗屁元帅，反冤枉力战不屈的王惟忠将军通敌，竟将他全家逮进京城，把王将军斩首了。”他说到这里，声音竟有些呜咽，众人同声叹息。…。
   故事里蒙冤被害的王惟忠被害于余玠死后一年。这王惟忠是四明（宁波）人，接余玠任的也是四明人余晦，是前参政知事兼知枢密院事余天赐的侄儿。任命余晦接职四川时，连参加迫害余玠的大臣徐清叟都说，如以“素无行俭，轻儇浮薄，不堪重任如晦者当之，臣恐五十四州军民不特望而轻鄙之，夷狄闻之，亦且窃笑中国之无人矣”！因为王惟忠是余晦的小同乡，当王惟忠听说余晦要来作他的上司时，王惟忠觉得好笑，叫着余晦的小名儿说：“余五儿来了也”。为此种下了遭到报复的祸根。宝祐二年（1254年）五月，余晦带着数万人马，在四川盐亭遭蒙军袭击，士兵溺死“不计其数”；接着又激发矛盾，苦竹隘守军、守隆庆的南永、沔州守将甘润忠叛敌，王惟忠失阆州。十月，由勘官陈大方，就是金庸笔下形容为“陈犬方”的，煅织王惟忠“丧师庇叛，遣援迟缓”的罪名，杀王惟忠于安东市，接着又进一步削去了余玠“资政殿学士”职名之人。
   金庸先生是借着四川“客人”之口“话说” 余玠的。余玠原本得的是“暴下”（大泻不止）病十多天去世后，《宋史•余玠传》载“蜀人闻信，无不如悲失父母”，与那四川人说的“余大帅守御，全川百姓都当他万家生佛一般”一般。那四川人比照着岳飞的被奸臣杀害，往下说：“说余大帅甚么擅权，又是甚么跋扈，赐下药酒，逼得他自杀了，换了一个懦弱无能的奸党来做元帅。后来鞑子一攻，川北当场便守不住。”这也与民心愤懑不平，将各种余玠死因的猜测汇总一句“受害而死”的话，便会不迳而走相恰合。
   余玠真正死因，至今众说纷纭，成了一庄疑案。典藉类多将《宋史》记的“暴下卒”三字省文为“暴卒”。连《中国历史大辞典》及1984年出的《辞海》于余玠条也是如此。一字之差，失之千里。从史记说，最早断定余玠死于“饮药而死”的是成书于南宋末年的野史性质的著作《宋季三朝政要》。正史《宋史•余玠传》于“暴下卒”文下也加了一句“或谓仰药死”，不妨说那是引据于《宋季三朝政要》。1982年四川历史研究所陈世松以四川史学工作者“不容推卸的责任”，专门研究，成十三万余字的《余玠传》，据他推理，也倾向于“饮药”说。于是，余玠原籍1994年出版的《广济县志•余玠》据陈世松说，直接书写成“理宗听信谗言，召余玠还朝。余玠知有变故，愤懑成疾，于是年七月服毒自尽”。不过最了不起的算是登在1981年《西南师院学报》的一份文章大”。
   余玠一生功业伟大，自不必在死因上纠缠不休。不过，能借史料日多，找到能还原历史真貌的资信，使余玠伟大的形象，更加光辉夺目，应是本文下笔的宗旨。

作者: 七秩龄童 时间: 2011-11-15 08:34
   余玠的籍贯成份与个人出身
   余玠（1197-1253）南宋蕲州广济县（今武穴市）城关镇北郊白免山庄（今横岗山吴大村余家垸）人。父亲余加胜，母亲罗氏。南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正月十一日乙酉（1月30日）上午巳时降生。因于其时曾祖父余槐堂有举人功名，在州城连城街佃屋作寓公，故亦可说是出生于蕲州州城。按乾隆浙江省《开化县志》有“庆元戊午年（1198）十二月辛未，母巩氏感异梦而生”之说，则为宋宁宗庆元四年。湖南《宁乡泉塘黄氏八修族谱》收余玠《敏凝公赞》文，附余简介亦引此说。存异。其诞辰有一年之隔，则说明本文所用1197年说，与历史真实无大谬误。但有的网文指《宋史•余玠传》籍贯蕲州说为“误”，笔者不敢苟同。因为认籍贯为“蕲州或蕲州的州治所在地蕲春”，出自余玠生前好友巴川（铜梁）举人阳枋于余玠生前所作《余大使祠堂记》。故四川大学陈世松《余玠传》认定：《余大使祠堂记》作者阳枋是余玠知重庆后的第一批入幕的幕宾，又与余玠关系十分密切。阳枋写余玠为“蕲春人”，无异于余玠亲口说是“蕲春人”一样。陈世松先生曾于1977年亲到武穴查访，因值其时文革后不久，乡人不愿出示台湾《余玠评传》作者姚从吾氏认定的当有“家传”，无功而返。按笔者其后查到的《余氏谱谍》，记余玠诞生于蕲州城连城街，在州城生活多年，其州治地在蕲春县境，故余玠自认为是“蕲春人”亦无大误。笔者认定：他的曾祖父余槐堂虽然于南宋年间挈妇将雏，随移民潮迁徙，历浙江、江西投亲靠族，落脚在广济己上百年，且其妻室子孙墓葬于斯，族人主体也后再无它动；到了清初时，居住在黄梅和广济两县的人口已达48户规模，时为黄州的太守苏良嗣，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三月应余氏之请，为修整余玠墓，写了一篇碑文，有：“义夫姓余，名玠，黄州之广济人”予以明确记述；且今武穴（和黄梅）一境，留下的以“余”冠首的地名，那都是，或曾经是余玠和余氏子聚族而居的地点，如：余祥、余埙（今省名为余川镇！）、余家河、余塘岑、余显、余河、余苏垸、余垸、余全益、余家垸等，故笔者将余玠籍贯记在广济，经慎重考察，比较符历史实际。
   余玠接受曾祖父的启蒙教育，其时启蒙教育的课本据陆游《秋日郊居》诗自注文披露，为《杂字》、《百家姓》类。至曾祖父去世后，全家人搬回乡下，于是在县城北郊的层峰山青著寺寺学里上“经馆”，当时教育比较发达的地方，初级教育分为蒙馆和经馆两级，州县经馆教材课程内容有：《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等五经。（其时朱熹修《四书》，尚未普及入课本。）清康熙二十一年进士邑人金德嘉（1633—1710年）有诗《层峰山青著寺》就题名为“宋学士余玠读书处”。清副贡库世膺留《过余玠墓》诗一首：“听说余公墓，停车百感生。读书青著寺，筹策合州城。冉琎真名士，王夔只老兵。十年如可惜，全蜀等闲平。”点到了余玠的功业，也提到他读书的地方在青著寺。余玠少年生活在农家，但他的八世祖为宋仁宗时与欧阳修、王素、蔡襄齐名的四谏士之一的余靖（1000-1064年），至曾祖父余槐堂仍有举人功名，故余玠仍属于生在国难离乱时期的没落士族中的书香子弟，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肓，于诗词、书法都有较好的功底。《辞海》余玠条称其为“寒士出身”措辞准确。
   余玠成年后，进对江的江西庐山南麓白鹿洞书院读经，是军事统帅级人物中止于当时惟一受过“高等教育”的“科班”人才。1994年版《广济县志》从陈世松《余玠传》说：“幼时家贫，（就近）就读于白麓洞书院”，欠斟酌。余玠幼年时，“庆元党禁”正严，相似于“文革时期”，白麓洞书院被封停办了，这书院也不是一般的“蒙馆”，余玠怎么能“幼时”就上了“大学”？直到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时，“独相”史弥远（1164—1233）掌权开始。这年与金人议和成功，所以改元“嘉定”，时局相对稳定，加上史弥远出身于出了“三相加上一个王，十二公侯十个男，七十进士百多官”的四明（宁波）史家望族，一改其前任当权者韩侂胄（1152—1207年）当权十三年（1194-1207）间排斥大臣，反对理学，贬逐朱熹等因所兴的“庆元党禁”，学术禁区锢空气为之一舒，是庐山南麓白鹿洞书院得以恢复的时间。据清乾隆《浙江通志》引明弘治（1488—1505年）《开化县志》；余玠在白鹿洞书院曾从在书院持教的宋儒黄榦（字勉斋）、李燔（字敬子，世称李洪斋）学。查宁宗嘉定11年（1218年）4、5月间，郡守邀请李燔担任白鹿洞书院堂长，曾邀同学黄榦、胡泳、陈宓等10多人来庐山交游，讲学《乾》、《坤》二卦，是白鹿洞书院鼎盛时期，余玠为“白鹿洞诸生”，则时年二十有一岁，与其学历年岁相合。
   余玠研究的方向白鹿洞书院教育宗旨有悖，故明朝人张博也《宋余玠守蜀论》认为余玠在白洞书院“道德君子”方面学力造诣不深，没有达到儒家成熟大度的水平，谈吐行事不免流露出行伍莽夫的气质，容易为老谋深算的当权者所不容。余玠本来就没有造就自己成为“儒将”的目标，而是将所掌握的文化知识用于造就成统帅型的人物。他在此期间潜心于兵法方面的学习，与对当时战局形势方面的深入研究，为他后来成为一位“卓越的有远见的战略家”，一位“超时代的天才军事家”（元蒙史学家姚从吾氏《余玠评传》语），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此顷，余玠娶邻村苏氏女为发妻。苏余二姓，村相连，共祖坟山，苏氏始祖苏符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的孙儿，官湖广观察使。苏氏生长子，余玠为之取名“如孙”，形容其如孙仲谋，即以三国时的孙权的才为培养目标，表明余玠对自已人生价值所定的取向。然而余玠为儿子取名“如孙”，也为后来攻讧罗织余玠罪名之一留下了祸殃。
   余玠由白鹿洞书院学成归家后，过着“躬耕田亩”生活。1221年春，左军元帅，人称“四附马”的金将仆散安贞（？-1223年）领兵侵宋。二月十八（3月13日）到了余玠的家乡，占了州城，毁了县署。后为南宋三代皆名将的衡山人赵范、赵葵（1186-1266年）兄弟俩所败。这次有名的战役，老县志载：“二月二十四日（3月19日）200名广济民壮突破金兵重围，冲进州城，分担北隅防守重任，英勇作战，直至三月十六日（4月10日）破城，大部殉难”云云。此年余玠二十四岁，作为研究军事“以身报国”为志的青年人来说，“见猎心喜”，正是观摩实践战争的大好机会。若说余玠亲历了此战，没有根据。若说事不关己，一无所得，未免不近余玠性格，也将使他一生军事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不是说余玠少年时就“杀人忘命，浪迹江湖”了吗。这时机正是他表现自己的大好机遇呀。当然，我们只从上述的叙说作想见：正是观摩了这次金兵的入侵，检验成熟了余玠所学，也使他对赵氏兄弟俩的为人品性作了充份的肯定，才为十年后以淮东为出山“从戎”目的地，而与“明敏达练受知于制阃”的赵葵，结就了相知的因缘。
   余玠发妻早逝。继配黄氏，民间称作“黄婆”，是一位帼国英雄。其后人聚居村子称为黄婆寨，墓称为黄婆庙，“庙”中黄氏墓、碑完好俱全，在广济县余埙镇莲花塘附近。《余氏谱谍》记载，黄婆是处理余玠身后及对余玠后人惟一实施保护的人。民间流传黄婆率领村民建山寨设伪装抵抗蒙军的故事很多，这村子简直就是《水浒传》“祝家庄”里的式样规模，黄婆则是一位女“寨主”。此口碑传说，流传广，可以辅证：黄氏是余玠后来经营四蜀山城防御体系的初师，或者这黄婆寨就是余玠夫妻两人共同设计经营的耕战合一的“抗蒙堡垒”的试验地。湖南宁乡《宁乡泉塘黄氏八修族谱》收余玠《敏凝公赞》文，也可以间接证明余玠与黄姓有结姻的渊源。

作者: 七秩龄童 时间: 2011-11-19 08:37
   余玠仕游入幕淮东受知赵葵
   1234年是宋季的大事之年。第一件大事当然是宋人梦寐求之的残金政权垮台。这年2月9日（端平元年正月初十己酉）金哀宗自缢身亡，金国被宋蒙联军灭亡，煎洗了积怨百年的“靖康”之耻，人人额手称庆，民心自然大喜。其次，大宋理宗皇帝赵昀，也是个传奇人物，他虽然是赵匡胤的第十世皇孙，出于支系旁门，却是早己挤出“封荫”，搬出“王孙府第”，成了绍兴市越西门内“寻常百姓”之家名叫赵保长的儿子，名为赵与莒的城市贫民子弟。赵与莒成年时，一次偶然的机会，被“独相”史弥远以“奇货可居”，从民间选入宫中，加以“包装”，才被送上皇帝位上的。于是，这第二件大事则是：这位“平民皇帝”坐了九年皇位，这年开始亲政，改年号“端平”，史称“端平更化”。他亲政后第一件大事就是任用真德秀（1178-1235年）、魏了翁（1178-1237年）等十余儒家治政，号为“真儒之用”。这秀才当家，不知柴米，说起来一大套，行起来“一锅粥”，其时并无建树可数。不过，儒家治国，虽无大建树，而其时民心却为之振奋。这第三件大事则是：这年7月（六月），理宗令准淮东制置使赵葵等趁金政权灭亡，率军乘时“北伐”，举图收复汴京、应天（商丘）、河南（洛阳）“三京”，史称“端平入洛”。
   余玠时年38虚岁，己隐居家中娶妻育子，躬耕田园多年。殊不知他本人却是在潜心研究兵法，定身立谋，许身报国。凡想成大事的人，都知道“时势造英雄”的道理，正如孟子说的“乘势”与“待时”的辨证关系。“甘罗十二为丞相，子牙八十遇文王”，说的是：时也，命也，运也！人生际遇各不雷同。余玠人到中年，逢着如此“大好形势”，时不我待，正是到了以谋干主，实现负鼎之愿的大好时机。更不可错失的机遇是，赵葵主持的率军北伐，由于配合作战的大员们，嫌赵葵“主动出击”与宋代长期以来形成的战略防御思想不合。（注意啊，至今治史的人，还有“北伐”必败之说！）不积极配合，终因“粮饷不继”，为蒙军所乘，七月“败还”。“事后诸葛亮”们指责赵葵不自量力，启衅了蒙宋兵祸。朝庭则对赵葵以“师退无律，致后阵败覆”，对他作了“削职一秩”处份。（《宋史理宗记》）而“犟驴子”赵葵认为：管他娘的，只要让我在职就行，仍然壮心不己，积极招兵买马，进行总结备战，图更加积极地实现其“抚定中原”的既定目标，更需如今说的“干部决定一切”的人才为之辅佐。据魏了翁《鹤山集卷29》载《奏北军当思调伏庶内外相安》一文说：其时驻在扬州和泗州“垦田治兵”的赵家军“皆类新兵”，说明“端平入洛”不成功后，赵葵利用战后时间，大量补充了兵员。余玠精辟分析当时的形势后，于是作出判断，决定带着家僮，身穿貂裘，负笈离乡，正在战争的当儿，出门远游淮东，找他久己心仪的赵葵。到了淮东，进了制司“招待所”，得到了以士子接待的礼遇。在“招待所”里住了多日，赵葵从前线“战败”归来，才抽空接见他。余玠举绍兴四年（1134年）宋将李横、岳飞襄汉之战中大举“北伐”打败伪齐李成，收复襄阳、邓州、随州、鄂州、唐州（唐河）大片国土的例子，赞同赵葵对时局的分析，与其“分享”失败经验，分析“北伐”得失，并向赵葵呈新制长短句《瑞鹤仙》，表达“要乾坤表里光辉”的胸臆。赵葵闻弦歌而知雅意，两人心意相通，对余玠自然十分赞赏。故《宋史•余玠传》说：余玠“受知阃制”赵葵。
   赵葵是头年（1233年）十一月才上任淮东，任制置使的。（《宋史》卷32）而余玠写长短句《瑞鹤仙》，描写的是暮春景色，余玠入幕淮东制司后两年无战事，所以本文从姚从吾、陈世松两位学者的断定：余玠入幕赵葵为端平元年（1234年）。
   宋时名将一般都有两大作风：一是战略上趋于保守，宁可被动防守打成败仗，也不主动出击而招来一旦失利。赵葵不计个人得失，则是力主“北伐”主动出击者。二是对己对人，舍取间都极有分寸，赵葵也不例外。他不随便接受赏赐，也不随意进行施舍。除非有功酬功，有劳付劳。余玠入幕赵葵的军营，不象有些穷酸，入幕就要选个好“差事”，小事不干，大事干不来。也不似故事书说的，有本事的人，都是坐在家里，就会有人来光顾。来了请他“出山”的人，也故作姿态，逃避不见，一旦千呼万唤请你出了山，还得筑台子拜将，第二天就有安排好的套路，让你一举服人，才使读故事的人过隐。姜子牙、韩信、诸葛亮等，都是一鸣惊人出人头地的。又如岳飞，本来是穷小子从军，由“敢战士”（敢死队员！）出身，而《说岳全传》则编了个岳飞“校场比武，枪挑梁王”的“落难英雄”故事来包装他。赵葵是实际人，无功不得授禄，新进来的人，安排可以，但还得从基层做实事干起。赵葵虽然对余玠的“笔试”卷子“阅而壮之”，到了分配工作，也不例外，还是得从品级之外的进义副尉“试用”一年。那两年，淮东无战事。淮东制置司于北伐前己将驻地由扬州移到泗水之滨的泗州前线，有大量的战备工作要作。美国大发明家艾迪生说过，学机械有出息的工程师必先从金属铸造实际入门，由搬泥巴沙型初级事干起。余玠“一鸣惊人”的事还在两年之后。他入幕到了赵葵的淮东“军区”，自己就主动积极参加备战劳动，“修车马，备器械，以为野战计；固城壁，浚壕堭，以为强边之图；宽民力以固邦本，衍军储以实塞粟。”的基层工作。一年后，以“明敏达练，受知于制阃”赵葵，也只是升之为地方“民办”类别的“从八品”后勤文员“将作监主簿”。
《宋史》是由元臣阿鲁图（？-1351年）任总裁监修的“官书”。阿鲁图是成吉思汗时四杰之一的博尔术的重孙，监修宋史时为中书右丞相。由于元季短，成书时间仓促再加上文化理念上的差异，“叙事不免舛谬疏略”，缺漏、讹舛颇多，写出来的东西情节经不起推敲。章太炎说过：《宋史》虽然芜秽，然而删剃其繁，就得增补其缺，看来史料就不充份了。就是明朝遗文，今存都者也不及百分之五，即或修改《明史》都很难。云云。（见北京图书馆《文献》第十二辑）就《宋史•余玠传》仕游入幕淮东的事来说，史笔录为：“杀人亡命”，史笔并不合史实。按蒙古当时来说，杀人逃仇，无律可治，反是津津乐道为人称颂的“英雄”行为。而用中华传统文明标准来衡量，个人历史上就带了污点了，即或有其事，下笔也会为“贤者”讳。尤其是“杀人亡命”还与“从军自效”相链接，“参军动机”不纯，更不会在名人传记里录此“秽行”的。人文评论家们既肯定余玠为一名将，又无法更订原始的史笔，就只好在开脱“罪行”上下功夫。如1994年版《广济县志》引用陈世松说，就记为“余玠由于失学感到苦脑烦闷，经常邀朋友坐茶馆。不料一日口角中与卖茶老翁抓扯推掀，失手使老翁跌地死亡。余玠认为与其在国难当头时为官司缠着，倒不如从军自效，立功赎罪。因之脱身逃出家乡。”其实余玠为了逃避法律追诉，逃脱惩罚而从军的说法，稍以逻辑推理即可以被否定。
   请先看余玠见赵葵“阅而壮之”的《瑞鹤仙》原文：
    怪新来瘦损，对镜台，霜华零乱鬓影。胸中恨谁省，正关山寂寞，暮春风景。貂裘渐冷，听梧桐，声敲露井。可无人，为向楼头，试问塞鸿音信。争忍，勾引愁绪，半掩金铺，雨欺灯晕。家僮卧困，呼不应，自高枕。待摧他，天际银蟾飞上，唤取嫦娥细问：要乾坤，表里光辉，照余醉饮。
   收入《宋词三百首》同“瑞鹤仙”词牌的词共有周邦彦、袁去华、陆淞、陆睿、吴文英五首。填词到了体格神致浑成境界者，因为关系天份高低，学力深浅，非可一躐而至，一蹴而就。余玠并非向赵葵卖弄文学，而是向主帅表达以身许国的壮志与抱负胸怀，虽用的是“长短句”形式，不免铺张，却不能对着真人，尤其是当着赵葵说假话。所以从写实的长短句中露出的消息，就是对照着本人当时的景况。他穿着貂裘，带着书僮，住进有“金铺”的宾馆，不是收容的“亡命之徒”的样子，再说有“金铺”的居所，也不是容留招收的兵勇的处所。
   其二，再假若真是亡命浪迹，岂敢只两年就因为亲丧“守制”回家，还大摇大摆地挺身“蕲州保卫战”。虽然当时有“刑不上大夫”的说法，余玠以“在逃犯”出门混了两年，回来也还只是个民办级别的“从八品”副科待遇，岂就能免受当地官府的追捕？由此也知为了逃避惩罚“亡命从军”说不是事实。
   再次，即或有杀人的事，是年轻盲动行为，也与入幕淮东动机无必然联系。历史是少不了时间、地点、情节三针一线，缺一不可。由于论史者没有人知道余玠时年己达三十八虚岁，早己过了青年盲动期，所以用年青盲动，过失杀人来为其解脱，也于理不通。

作者: 七秩龄童 时间: 2011-11-22 08:15
       余玠（余姓姓氏）的世系源流
   历代帝王将相士大夫们都很重视出身。各姓世系谱谍作为门第推究出身的文书档案，也自然受到重视。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史记“取之谱谍”。刘勰《文心雕龙•书记》云：“总领黎庶，则有谱籍簿录”。讲究从姓氏谱谍中寻找史料。尚可喜（1640-1676年）于清康熙五十三年（1704年）首次尚氏《重修家谱序》云：“谱谍之兴，前代最重，凡名公巨卿，世家大族，莫不有谱。非徒以叙昭穆，别亲疏，实以见创业之艰难，成功之不易，而祖宗之德流衍绵长。此家谱所以同乎国之史也。”就是不要数典忘祖的意思。这一论断是出了名的。
   宋真宗咸平二年（1999年）正月十八日（2月6日），皇帝下《命文武群臣修谱诏》文武群臣各述身世，“既称世系，必究血源”。追祖宗呢。时礼部尚书余奭这年正月二十干支甲戌日（2月8日）进了一份《呈谱表》说：余家系承黄帝，传脉于叔虞，在唐州受食邑算起，到了公元前623年（秦穆公三十七年），由（或“繇”）余以伐戎之策《兵法六篇》献秦穆公。“秦穆公则用由余之谋，伐戎王，益国十二，拓地千里，遂霸西戎”，赐姓为“余”算第35代，名余辅。由余用于秦穆公事见《史记•秦本纪》。止于唐玄宗工部侍郎“十载翰林”的余钦，说了八十一世，与据《风俗通》所载余氏为秦季由余之后相通。又过了五代，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黄巢兵陷长安，波及东南各省。世居新安江畔休宁县的良、从、衮余氏三兄弟，因为逃避战乱分别徙居于分宁（江西修水）、韶州曲江（广东韶关）、杭州之钱塘（浙江杭州）。后唐庄宗同光四年（926年）四月，李存勋死于兵变，余良的曾孙余烈，时为长公主附马，挈妇将雏，避走湖北广济双城铎白免山“隐居野处，繁衍生息”，为广济始祖。从余烈到1197年余玠降生，其间相距271年。南宋时，广济余氏至少也重修过一次族谱，谱谍中夹着一张岳飞任职于蕲州时为余氏修谱写的“余氏谱谍，子孙保之”手迹一帧，可视为证明。
   不过尽信书，不如无书，用书的功夫在于辨识。修纂族谱，必追究血源，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上古无文字记载，文字记载之始于口口相传，很难说不出错；次说修谱的目的在于叙忠臣、孝子、名宿、武将，列长幼尊卑之序，免不了把旁宗支系入正统上归纳，美其名曰“归宗”；再次，为了功利目的，抬高门第，少不了有意“找祖宗”，把假话编为真话来说者也有之；另外因外因也会造成缺失，后来重修时，又不得不将几条断线接续成长线。以余玠世系说，其前第七世祖为余靖（1000-1064年）。历史明载，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就世系说，是休宁余氏第三房人，余玠一支于战乱中由三房投奔进入长房的可能也有，原住广济的长房人不发达移就入嗣三房的可能也有。清乾隆《浙江通志》引开化县《乾隆志》说：余玠先祖于宋高宗南迁“渡江后，住开化县之金水乡”；清雍正时《江西通志》也说余玠“分宁（修水）人，侨寓蕲州”。今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名人大字典•宋史卷》余玠条采用的就是《江西通志》的说法。不同说法出现的原因，当是因为宋元之际改朝换代，战乱频仍，余氏处于战乱徙流之中,相互投奔，比如余玠的先人从临安而开化而分宁而蕲州州城到广济定居下来，甚至定居到了广济又走过回头路都有可能；还因为余玠去世后，受贾似道迫害，家人四散磔离，远的竟逃到宁夏甘肃，其后余阙人娶的是西辽耶律氏为妻，融合成少数民族唐兀族的一员的也有了。
   上述《余氏谱谍》中提到，由余《兵法六篇》，不见其它史载。要是真有，可比《孙子》兵法早出多年了！据说，余玠用兵手中握有先秦旧族贡献给他的、
余家兵法《由余兵法六篇》，那才是真有家学渊源的兵家了。

   附：余玠身世考补充
   最早就这个问题发表见解的是明季太仓人张溥也（1602-1641年）录于《宋史记事本末》里的《宋余玠守蜀论》一文。据他说：余玠出身于白鹿洞书院的诸生，可是文没有大儒行事的修养，武不似哙武出身的莽夫，而是政治实用型的统帅。深刻理解张氏文章论述，可以作如是说。此文是收入《余氏谱谍》中评论余玠生平的惟一外人著述，观点至少得到余氏后嗣的认同。以成败论英雄，大概是以实践检验人生的意思，也只有用成果作为检验，合乎客观标准。
   从南宋末到整个元季，对历史人物功过的研究，最是中国历史的冷门。专授辽夏金元史的姚从吾教授（1894-1970年）指出：欧洲的东方学家们，汉学家们，以及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们，对于南宋与蒙古的关系如何，他们所知，尚不甚多；即使是德国（姚早年留德）傅朗克教授（1863-1946年）编的《中华通史》，对余玠在山城设防，保卫巴蜀，与蒙哥汗的战死钓鱼城，一些大事，都不甚了了。（《余玠评传•序言》）姚从吾是针对外国人说的，就国内而言，何尝不是如此。比如，近人集72名人《元曲三百首》，人们爱的只是击节而歌，而于作者，就不甚了了。稍作统计，不知、不全或不录生卒年月的就有57人。又试看元季的知名作家关汉卿、董解元、马致远、杨显之、王实甫、君祥（《赵氏孤儿》作者）、李好古、郑光祖（《倩女离魂》作者）、王冕、高明（《琵琶记》作者）、施耐庵、罗贯中等这些名人，至今他们的生卒年月仍付阙如。早些年，文史专家吴泽教授提倡“历史文学要关注民间历史”。主张上索之于国史，下掘之于家谱，用史识（当然也带了框框！）掘出史实，用史实反过来可以丰富史识。可是文抄公们是宁可“暂付阙如”也不躬身民间的。人物的成就有偶然性因素。但殊不知，偶然后面必然性规律所起的作用。
   前人评价余玠，多以岳飞作比较。其实，余玠所对的“敌人”蒙骑比金掳野蛮凶残，成就比岳飞高，后来的政敌谢方叔也不是秦桧，其处理人际关系也多技巧艺术，其最终的因劳成疾病故也不是“暴卒”，而是“暴下卒”（时疫大泻！），更与“下药害死”或“仰药自尽”无关。可是长期被误会了。除文前引的两个故事外，连有名的历史文学家蔡东藩（1877-1945年）《中国历史通俗演义》之《宋史演义》中也误会了。这一点下文会详说清楚。
   余玠的成就除了自身天分聪颖之外，也是一步一步从战争中学会战争的。先见赵葵，赵葵知其“明敏达练”，没有战事，看不出真本事。继以参赞孟珙（1195-1246年）指挥收复蕲州，余玠从书本所学韬略，付诸应用成功，为孟珙赞赏，孟珙以事迹上奏朝庭，才为赵葵、魏了翁括目相看，上达理宗天听，承认了他的从八品“国家干部资格”。接着在五年大战中，配合老将杜皋（1173-1248）取得安丰、庐州两大战役的胜利，经过五年的战争实践，为老将杜皋推崇，才真的名震朝野，迅速成长为经略一方的西壁统帅。用了八年时间，余玠才真的成为胜无不胜的军事指挥家。从余玠的环境说。家乡广济是历史上有名的移民落脚点。据口碑相传，秦汉以前的土著居民，只有七个姓氏。其余172户（族）计129姓全部都来自陆续迁入的“移民”，且移民高峰在宋季，计91户（族）。宋季迁入的91户（族）中，74户（族）来源于江西。迁入广济的移民中，不少为武将文臣，缨冠世族，例如陶渊明、苏东坡、余靖、岳飞、文天祥，以及从他们一道来的武将们，都有后人落籍下来。自然经济的特点是宁可终老桑梓，也不愿轻徙异动。移民则大多数是迫于战乱远走，背井离乡，需要团结抗争意志，开拓冒险精神。广济先民性格任侠义勇，强悍好斗，敢于闯荡，而且有农闲习武自卫的传统，大概就是移民精神的体现。
   鄂东毗邻江西、安徽，历史上三省的关系密切。就余姓说，有一支人就在庐山不远的修水，同祖共脉，宗族交往更非一般。所以《湖北通志》引《广济县志》承认余玠为广济人，而《江西通志》则有余玠为“分宁（今修水）人，侨寓蕲州”的说法。这也就是陈世松《余玠传》里认为他是在修水长大的，可以就近上白鹿洞书院“就近就读”的根据。
   余玠有两兄弟，弟余璇，字贞夫。兄弟两人一文一武。余璇妣张氏，无后，为宋翰林院学士。哥哥余玠则热心研究兵法，也许是性格使然，走上了率兵打仗的人生道路。兄弟成名不仅为余氏两人；稍后于南宋丙申年（1266）两兄弟与文天祥同届登榜进士的梅应春、梅应申兄弟，也是广济邑人。
   以上就我所知，难免偏执，请作参考。

作者: 七秩龄童 时间: 2011-11-27 08:55
   余玠参赞蕲州之战受孟珙器重推举
   1236年，宋理宗端平三年，蒙太宗八年。3月，蒙太宗第三个儿子阔出率口温不花及察罕自随州、光州（璜川）、舒州直捣黄州、蕲州  。4月10日（三月初四庚申日）还攻陷广济县城，毁其县署，将广济县衙门赶到长江中的荒洲上设治，几十年没有迁回梅川镇来。蒙将口温不花是成吉思汗异母弟兄别里古台的次子，善带兵，较少扰民，被视为蒙古族人的贤者。察罕（？-1255年）是少数民族唐兀人，少时为成吉思汗收养，功封御前首千户。1235年刚从阔出出征宋境。
   宋将孟珙（1195-1246年）枣阳人，是从父亲孟宗政于军中长大的忠顺军“少帅”。孟宗政则是从赵葵父亲赵方拔擢而起的名将。孟珙少年从父出征，嘉定十年（1217年）曾大败金兵于枣阳。父死后，率其所统忠顺军与蒙军联兵合围蔡州金庭，是首先攻破蔡州南门的勇将，也是以收复中原为己任的“抗派”。据《宋史》列传第一百七十一《孟珙传》载：理宗三年，孟珙守黄州，节制黄、蕲、光、信四郡军马。蒙大将口温不花来攻。蕲春太守张可大、舒州太守李士达两人弃郡跑了，光州太守董尧臣降蒙，蒙军合三郡军马进攻黄州，太守王览，守将万文胜与蒙军交战不利。孟珙孟率“忠顺军”入城保卫，卒全其城。他闻知蒙军攻陷了中原重镇蕲州，即率其忠顺军立即移师赴援。同时，还有一支由大将李虎率领的7千人的队伍，本是应援襄阳路过蕲州的，也应命留了下来，合力进攻蕲州城，一举粉碎了蒙军的占领。
   这时，正值余玠请假回乡处理亲丧。按中国官场成规，死了父母亲长，要辞官回家守制，三年孝满，才能请求“起复”使用。但也另有一条，军人可以例外：“惟从戎许其墨”。如果形势和上级需要，不必死搬条文，但也要耽误不少时间。对于余玠来说其时己年届“不惑”，为国家建功的机会只会越来越少。看来半生有梦，到了四十中年，仍然一事“无成”，也许是合了“君子瘗没世而名不称焉”的命运！哪知幸运之神还是没有忘记他，让他充份展示军事指挥才干的机会终于来了。这一次战事，对于余玠军事天才的公认是十分关键。因为赵葵虽然对他颇为器重，然而不敢贸然肯定余玠有实际的作战指挥能力。这时战火烧到了家乡，岂能坐视！于是他不待招唤，闻警挺身而出，进了孟珙的帅营，替孟珙参谋策画，很受赞赏。当发现余玠军事指挥才能不亚于自己时，迅即将其事迹通报淮东，且上奏朝廷。两个伯乐都看中了这匹“千里马”，哪肯放过？尽管这时余玠还只是“从八品”待遇，不够朝庭下文任命的资格，还是请求破格直接由朝庭下文“起复”。理宗知情后，也很惊喜，旋命知制诰的刑部尚书洪咨夔（1176-1236年，临安即杭州人）下达《余玠起复宣教郎、襄阳府通判兼制置司机宜文字制》，说：“尔以明敏练达，受知于制阃。秋防敌迩，辟置自助。起之垩室，贰政要藩，且参幕府之画。不以家事辞王事，其礼之变乎！移孝为忠，勉图协济”。（制文保存于洪咨夔《平斋集》中）制文说到余玠以“明敏达练”得到了制置使赵葵的知遇。这一句显示：赵葵虽然只给余玠从八品待遇，却是未忘向上司（如魏了翁等人）夸奖过余玠的学识才情。接着说蕲州于“秋防”敌人来了，余玠立即主动请求参战。还指明是含着眼泪，“移孝为忠”，穿着孝服“贰政要藩，且参幕府之画”，参加了主将孟珙的参谋策画。这一句则显示：蕲州方面及时上报了余玠的功劳，并且作了力荐，推介余玠这人是可以“贰政要藩”的罕世将才。这上报的人是谁，当然只有孟珙才最有发言的资格了。他既可将余玠的卓越表现及时告诉淮东，也可以上奏朝庭。由中央政府“组织”部门制文“起复” 余玠为“宣教郎”一职，也只是“从八品”级别的小吏员而己，却让从地方级别“转正”为“国家干部”的正式级别，具有朝庭命官的正式名份了。
   为什么朝庭要命余玠去襄阳京西而不回淮东？则是因为其时正好“同佥枢密院事”的二品大员蒲江人魏了翁（1178-1237年）奉命督视京湖军事途经淮东，余玠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才干经过赵葵和孟珙的汇报，为其特别赏识，准备要了余玠带到襄阳去协助赵范，以协调襄阳“南军”主将李虎与“北军”主将王旻、李伯渊两部交争不和。这“南军”主将李虎，上文己交待率 7千人赴襄阳途中，曾被留下来参加了蕲州的应援战。笔者想，很可能在蕲州的暂短接触中，李虎很佩服余玠的才干和为人。此事也只有孟珙才能向魏了翁说起，并建议魏了翁带着余玠去襄阳，有利于调停李虎与王旻、李伯渊之间的矛盾。
   后因魏了翁一行尚未成行，而王旻、李伯渊降了蒙军，李虎又因乱纵掠，彻底烧毁了一座襄阳古城，使余玠只得返回淮东制司。

作者: hlx 时间: 2011-11-27 10:16
楼主辛苦了。跟着大师学历史

作者: 七秩龄童 时间: 2011-11-30 08:12
余玠淮东五年累彰其功渐历峻职
   1237年，余玠回到淮东的第二年，蒙军口温不花与宋将杜皋于安丰（寿县）进行了有名的“安丰之战”。杜皋（1173-1248年）字子昕，邵武人（属福建），入幕淮东后，知安丰。杜子昕老成于事，工于备战。蒙军来了，他凭城固守。赵葵指挥各路援军“协力捍卫”，蒙军败退。理宗于役后下诏书说：“赵葵应援安丰，俱能命将出师。捷书上闻，联深嘉叹。可令学士院降诏奖谕其功”。以宝章阁学士知扬州，官复原职。余玠则在安丰之战中带兵作战，立了大功，官升三级。以“权发遣招信军”兼淮东制司参议官。招信军是路下的州级军政合一的行政机构，按宋制外郡主官概以京官出任，而余玠虽然有了“国家干部”的级别，却无京官名份，只是一般“干部”，要升擢，只好用“权知”，也就是“摄理”的意思。随即，于次年元月，补了余玠工部郎中的京官身份，开始“渐历竣职”。
   濠州到安丰一线，淮流“浅涩”，利于蒙古骑兵运动开展，所以蒙军首选安丰为侵陷的目标，但没有成功。
   1238年，蒙古成吉思汗收养的唐兀人义子察罕升了马步兵都元帅，率兵80万围庐州（合肥）。时老将杜皋知州，仍以坚守的办法，另派出舟师扼住淮水要害，堵住蒙军的归路。六合人赵时甦集民勇10万人参加庐州保卫战。蒙军不得手，转战滁州，赵葵命招信军余玠提精兵应援，尾随追堵，蒙军败于天长而去。理宗闻信，下扎褒奖：“淮东所遣援军，当此天寒，深为不易”；“招信余玠之援亦来，军威不为不壮”。
   1239年，察罕主政河南（洛阳）辖三十多县，在汴京大造舟揖，准备再次南侵，宋人不安。在长江之滨长大的余玠，熟知水性，奉赵葵之命，亲率舟师由泗水溯淮河，经毫洲入汴京，进行长线奔击，沿境与察罕所率蒙军鏖战。这谙习骑术的察罕，遇上了暗习水性的余玠，好似那黑旋风在浔阳江里遇上浪里白跳张顺，哪是对手，连连败绩。余师所向皆捷，且“全师而返”（《理宗记》）。《元史•张柔传》评说：“宋兵持舟揖之利，驻毫泗，犯汴洛，以扰河南（洛阳）”，指的就是余玠深入敌后进行的骚扰。
   1240年，余玠连升三级，由制司“参议官”升淮东提刑，兼淮东制置司参谋官，负责濠东诸县的应天（南京）、泗州、永平、海州、邳州、徐州、涟水一线屯戌军马及防务。
   1241年，蒙军察罕会同各路兵马出河南（洛阳），破寿州，围安丰与南宋“会战”四十余天，败绩。余玠率舟师亲自上阵，打败了察汗的进犯，又立战功。战毕，即拜大理寺少卿，升淮东制置司副使，当了“大军区”的副司令官了。

作者: 七秩龄童 时间: 2011-11-30 08:20
谢谢版主光临指导！

作者: 七秩龄童 时间: 2011-12-4 08:42
   理宗坐论“胡”运，余玠奏对良谋
   早于1234年初宋蒙联军消灭了残金政权之后，尽管由于南宋方面有心收复“三京”失地，派赵葵率军“北伐”出兵“入洛”，蒙宋关系紧张起来，但仍有使节往返应付。而暗地里，双方都磨刀霍霍，积极备战。史实证明，蒙庭早己要对南宋“躬行天讨”。（《元史》卷119《塔思传》）
   1235年春，蒙军即分兵两路攻宋。一路是由太宗窝阁台三皇子阔出带兵由淮河而下，直侵淮东；另一路由由二皇子阁端领征金政权时的总帅完颜仲德苦心经营，藉之“以图巴蜀”的后方基地“秦、巩”（天水和陇西）。金亡后，汪古族人汪世显交结蜀边十八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号称50万人的“征蜀大军”，于1234年陷“蜀口”沔州（略阳），1236年八月占“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的战略要地汉中，九月于强宁县西北的平阳关一战，竟全歼宋军主力曹友闻部。汪世显此际说：“吾己撤蜀之藩篱，行寝其堂奥矣”。 1236年秋，阔端乘机大举侵蜀，汪世显与宗王穆直、先锋按竺尔合力攻打成都，10月19日（九月十九日壬申日）陷成都。不足四十天，下全蜀54州，制置使丁黼遇难。1237年6月，蒙军都元帅塔海绀卜（绀卜：西夏语“大臣”音译）自金州翻过大巴山入蜀时己“如入无人之境矣”。1239年秋，蒙军从万州（万县）突过长江，企图掠施州以进湖湘，为名将孟珙堵于归州（秭归）击败而归。1240年孟珙任四川宣谕使（-1242年）。1241年春，四川制置使陈隆之在成都复立其城，部将田世显“挈成都归附元蒙”，陈隆之被掳，不屈被杀于汉州。1242年春，蒙将也可那颜自商州、房州入蜀，攻
打泸州，全国震动。
   由于四川制置使陈隆之被蒙军俘虏不屈被杀，其部将田世显挈成都归附蒙古，川西失20余城。同时京西、淮西相继残破报警，全国振动。南宋朝庭在主政者李宗勉（？-1241年）、游似（？-1252年）两人累请下，朝庭展开了“战与和”的大讨论，强烈要求理宗“移畏虏而畏天，易信和而信守”。值蒙古窝阔台汗驾崩，六皇后脱列哥娜（乃马真氏）称制，内部各种势力纷争混乱。理宗审时度势，明确表示：易和为守，“当为必守之规”。
   1242年五月，赵葵擢升同知枢密院事入临安。余玠奉命入朝奏对，面谒理宗。回理宗问时，除了表示抗蒙决心，提出了治蜀初步方略外，还提出反对浮夸虚妄，要求文武同重并用的主张。理宗表示，余玠是可以独挡一面的人才，“卿宜少留，当有擢用”，并诏颁侍从、台谏“各举文武大小之臣，庶使务当其用”。六月，余玠擢权工部侍郎、四川宣谕使。这是一项只管“宣谕德意，不预他事，归即结罢”的差事。惟此时己将在任的孟珙调任京湖，镇守襄阳，余玠上任即负有主待全盘的的实际责任。七月，余玠向理宗行“陛辞礼”，理宗谕：“今日之事，不必问胡运衰与不衰，但自靠实理会，治内规摹。为四蜀经久之谋，勿为一时支吾之计”。余玠受命于四川危亡之际，庄严表示：“愿假十年，手挈全蜀之地，还之朝庭。”十二月，余玠行蜀途中，擢升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经过一番讨论，并正式决定，以重庆为四川制司驻地。
   此际，孟珙则主镇襄阳，为京湖制置使。1240年，因为四川势危，曾以“四川宣谕使”入蜀，至1242年余玠入蜀前返襄阳。按宣谕使“掌宣谕德意，不预它事，归即结罢”职司知，孟珙入蜀，只是应援慰劳性质，并无实际大权，而孟珙的实职仍在“京湖”。孟珙与武汉关系密切，包括武汉洪山的命名，洪山宝塔与宝通禅寺，大东门前的道观的修建，留下逸事不少，

作者: 彭康华 时间: 2011-12-4 18:08
余玠（？～1253）字义夫，分宁（今江西修水）人，侨居蕲州（治今湖北蕲春东北），南宋名将。嘉熙年间任知招信军，于汴城、河阴战败蒙古军。淳佑元年（1241），赴援安丰，败蒙古军，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四川总领，兼夔州路转运使。从淳佑三年到四年，余玠与蒙古军大小36战，战果显著。后又率军北攻兴元府（今陕西汉中），还击退进扰成都、嘉定（今四川乐山）的蒙古军。宝佑元年（1253），宋廷听信谗言，召余玠回朝。余玠闻召不安，七月，突然死去。
余玠不是武穴人啊，这是百度百科里的资料。楼主作何解释啊？

作者: 尹生 时间: 2011-12-4 20:07
余玠墓就是武穴青蒿村青蒿铺后余灵山上，村民中还有很多关于余玠的很多传说，已经把余神化了。楼上的怎么说余不在武穴呢？孤陋寡闻了吧。不过看了楼主的文章才知道那里只是余玠的衣冠塚。

作者: 七秩龄童 时间: 2011-12-5 08:54
关于余玠是不是武穴人，请彭先生阅10楼《余玠的籍贯成份与个人出身》内容。先生其它疑惑，也正是本文为什么再写《余玠评传》的宗旨，请先生细阅前文！

作者: 七秩龄童 时间: 2011-12-8 08:09
   余玠临危受命一年川局改观
   1243年春，余玠在孟珙所派6000京湖兵的护卫下，抵重庆金碧山下的制置司驻地。驻地戟门贴上楹联一副，为余玠亲书的十四个大字：“一柱擎天头势重，十年踏地脚根牢。”表达了余玠可冀日月的收复全蜀的壮志雄心。余玠抵渝后，在重视军事布防的同时，即任命监簿朱文炳主持“招贤馆”，并悬榜招贤，榜文谓：
“集众思，广忠益；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谋以告我者，近则迳诣公府，远者自言于郡，所在以礼遣之。高爵重赏，朝庭不吝以报功。豪杰之势趋期立事，今其时矣！”
   榜出，巴川（铜梁）举人阳枋自外地《上宣谕余樵隐书》：“恭闻明公将旨谕蜀，开诚布公，人心感悦，欢声若雷。”余对阳枋迎为上宾。后于1244年上报朝庭，赐以进士出身，其人终身为余重要谋士。播州人冉琎、冉璞兄弟原来“隐居蛮中，时人莫识”，闻命伏策谒余玠，为余钩画城钓鱼山之策，主持合州防务，为后人立庙钦敬。淮东同僚、歙州人方岳，闻信千里投奔从余，出“以人心为金汤，以地险为武器”主意。峡州（宜昌）人刘骐，任教授，亦从余。时人说：“顾之则为骅骝，不顾之则为驽骀，是以越境可为一鸣焉。”意谓：或为勤奋，或为懒散，有时候，换一个环境，一个人的作为确乎有大相迳庭的功效。
   余玠初用事，即积极布防，并开始建立他“治蜀方略”内容之一的“山城防御体系”：遍令诸郡守均要据险建筑“山城”，并令都统张实专司建城筑寨之事，以贯彻余玠的以步兵制蒙古骑兵的战略方针；令曹致大在泸州神臂山“创筑城壁，就领安抚使行州事”；令冉琎权合州，令冉璞权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余玠还选出一批干员分赴重庆、嘉定，在己有的基础上加固增强。当年将旧兵寨扩为府州治所的有5处：钓鱼城、大获城、白帝城、苦竹隘、赤牛城；当年创筑的山城有5处：神臂山、大良平、运山、云顶、矍塘城，作为二级行政单位泸州、广安军、普州、蓬州、利州的新的治所；定为“军”治所的也有5处：合州、阆州、夔州、隆庆、梁山。云顶由孔仙、萧世显领筑，瞿塘由都统韩宣领筑。以上各项工程，均于当年完工成。
   余玠当年使用兵力的法度是凭借山寨险峻制服蒙古骑兵，收缩兵力部署，调整防务区划，并令嘉定守将俞兴开屯田于成都，以保障后勤粮秣供应。这套计划名之为“居重驭轻”。正面沔州、金州、利州、兴州四大戎司，加上利州、剑州、阆州、巴州八处，共用了一半兵力，约2万余人；后方嘉定、夔州、泸州及庆定军、精锐军、增戎军七处共7千余人；制司帐下留安西军、保定军、飞捷军三军，共1.4万余人。此度兵力调度出谋人为阳枋，他告诫：“兵少则戒乎分”；要求集中优势兵力，用于正面突破。如此，于余玠到任重庆当年，即迎接了残酷的战争洗礼：
   三月，蒙军按竹尔部破无险可据的资州。（《永乐大典》卷10889）此时，资州只有高约3米的土城墙。
   四月，嘉定守臣程立之凭险据守，蒙军攻城，无功而返。（《宋史》卷33）
   七月，蒙军破大安军，播州杨世威退守鱼孔隘（陕西沔县西），“孤垒不降，有独立之操”，余玠除授杨世安为大安军。按：大安军由思州田氏、播州杨氏少数民族的部队驻守，全蜀残破后，杨氏留守敌后。（《宋史•理宗记》）
   闰八月，蒙军按竺尔大举攻泸州，陷入东、西夹击、水陆固围之中，刚刚承袭父职的巩昌便宜都总帅，盐川（甘肃漳县）人汪德臣领兵入蜀“救泸”。（《中国历史大字典》辽夏金元史部份）
   九月，另外一支蒙军越米仓山攻巴州，知州向铨，钤辖谭渊于白土坪与之激战，“战有功”。
   余玠入蜀头一年的春秋两季，四川共计大小36战，发生于资州、大安、巴州、泸州一线，除资州、大安之外，余处均者保全，嘉定及泸州由凭江设险，大获全胜，初步改变了川局一直是溃败的趋势，迎来了持久抗战的良好开端。临安枢密院于次年正月通报：“四川帅臣余玠大小三十六战多有劳效，宜第功行赏。”（《宋史•理宗记》）

作者: 彭康华 时间: 2011-12-8 14:27
嗯，明白了。。。

作者: 七秩龄童 时间: 2011-12-12 08:33
   余玠以险制骑敌军逡巡却避
   1244年，余玠经过两年努力，所拟订的《经营四蜀图》（即治蜀方略大纲）完成。因为没有原件，据后人考证的内容大致为：
   ——起用地方实力。号召流散的力量“凭籍西归，共图克复”，且号召在敌占区人士“俾守一境，官者自辟，财得自用，若显立隽功，当议特许”。余玠除授“孤垒不降，有独立之操的杨世安为大安军即其例。又如杨文进“守蜀三策”：上策御敌于蜀门之外，中策择险建城为根柢，下策保江自守，任敌来去。这杨文便是“世守南边”的都统杨价的儿子。
   ——推行兵民政策。为解决清野和老百姓离乡背井的矛盾，建立战守一体，耕战结合的村寨行政体系，将一场仅由“朝庭”进行的反侵略战事，变成为民众与官兵共同进行的保家卫国之战，是余玠超时代战争思想的体现。这种思想，源之于其继配夫人黄氏的 “黄婆寨”，其形势如同《水浒传》里描写的祝家庄。不过，如祝家庄的黄婆寨只是孤立一处，而余玠将一个村寨的经验普及推行于一个大的行政区划，使之成为了一项“全民皆兵”的政策，不得不令人敬佩其有超时代水平的眼光。
   ——设险以步制骑。此即余玠治蜀所进行的“山城防御体系”，亦即由有民众参加的军事系统防御工程。体系大端于下：在后卫线上，以嘉定、紫云、云顶、神臂、重庆、白帝、瞿塘、赤牛八座山城贯穿长江，取嘉定、重庆、夔州为鼎立的三足，为“势隆不拔之基”；在纵深方面，由以钓鱼城为支柱的枢纽，凭涪江、嘉陵、渠江三条水系形成叉状的防御网，犹如人臂指使，“峙莫逾之势”。余玠借地势增战力，假险要为武器的战术，是鉴于用“分队迭战”，“弓矢、布阵行堵”之法，对付“聚如山丘，散如风雨，迅如雷电，捷如鹰鹘”的蒙骑己经无效，接受行之有效作战方法的发扬光大，是其战术方法上最为成功之处。元代从战多年的谋士、也写了大量“典雅婉丽”元曲的文人、1295年以学士主修《元世祖实录》的名儒姚燧（1238-1313年），曾亲身参观四川名为“八柱”的云顶、运山、大获、得汉、白帝、钓鱼、青居、苦竹垒筑山城的阵势，他不禁叹道：“不战而自守矣！蹙蜀之本，实张如斯。”（姚燧：《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
   这年，蒙军偏开四川，绕道大渡河，直取大理之九和镇（丽江九和）被大理守将高和所率白族部队击退。
   1245年，蒙军向四川无险可据的平原浅丘州县进犯扫荡，川局进入困难局面。四月，巴州守将何震之死于兵难。
   秋，成都、汉川、资州、潼州冯有硕、王骧、杨免、刘永、魏露亦诸人死于官守。一度收复洋州的守臣关贵，统制傅才郎，由于孤军深入，亦死于遭遇。汪德臣所率“蒙”军，竟然挺进到了忠州、涪州，且“所向皆捷”（《汪忠烈公神道碑》）。但这些滋扰性的行动，并未动余玠既定步署。他继命张实率武进军2千人于前沿处筑小宁城，移巴州于“城内”，作为复兴基地。对本年死难官守，立即赠官三秩，官其一子接班，对收复洋州死难的150余人，皆“赡恤其家属”，“祔飨闵忠庙”，以享祭祀。
   1246年春，蒙古于诸王大会上定乃马真后之子贵由继汗位，并相应加强对南宋进犯的攻势。于西线上，经四条入蜀的古道侵蜀。这四条古道分别是：阴平道，1236年穆直曾率兵由此入蜀；金牛道，1236年秋阔出曾循此古道入蜀；米仓道，蒙军多次经此道入蜀；大巴山商道（位湖北房县竹山），1242年耶律米哥曾循此道入泸州。在经此入蜀的蒙军与余玠所率宋军进行了生死大博斗中，川将阆州马仲，巴州张文贵，广安李继之等投降了蒙军；（姚燧：《兴元行省夹谷神道碑》）而又使一批将领经过战斗的洗礼，迅速成长起来。
   在此度大会战中，大获城、大运城、小宁城、赤牛城等均无易手的记载，可知这批通衢重镇以受住了重兵进攻的考验；汪德臣率重兵攻运山城，由于运山城四壁徒绝，横亘半空，其弟汪直臣为飞石击中致死（王鹗：《汪忠烈公神道碑》）。《元史•汪德臣传》讳言其事。汪德臣四兄弟及汪直臣的儿子汪惟孝均是元季功卿巨族，人人入了元史立传，惟汪直臣无传可证。
   闰四月，宋军粉碎了蒙军的四路进攻，余玠向朝庭为将士请功：“北兵分四道入蜀，将士捍卫有功者，辄以赏，具立功等第，补转官次以闻”（《宋史•理宗记》）。
   1247年蒙军四路进攻四川失败，转而向西南大理方面用兵。余玠命嘉定俞兴发兵5千主动出击，迎头痛击蒙军于岩州之马鞍山，生搞蒙将秃懑于大渡河边。逼汪德臣于松潘急命“班师”。由于川局转入战略相持，原送余玠上任的6千京湖兵开始逐步撤离，京湖制司“承四川制司公文，以边面肃清，请免发援”云云。时京湖兵由总管焦进带领余兵2千员撤至归州、巴东一带布防。
   1248年，蒙古汗贵由于征讨拖雷系统的诸王，于中途死去，蒙内乱，处于三年无君局面。
   经过六年的努力，做到了举世无双的蒙军,对之也“逡巡却避”直至“边关无警”的地步。
   五月，余玠擢兵部尚书衔。

作者: 村长小麦 时间: 2011-12-12 18:36
向七秩龄童致敬！让我们更加详细的了解南宁的余玠。

作者: 七秩龄童 时间: 2011-12-13 09:06
敬谢版主关心！

作者: 龙行天下 时间: 2011-12-13 09:39
横岗山吴大村余家垸，就在我家隔壁啊！{:soso_e182:}

作者: 起点电脑 时间: 2011-12-13 10:14
是武穴人就顶起来！不亚于岳飞的名族英雄

作者: 七秩龄童 时间: 2011-12-17 08:24
   余玠“暴卒”“仰药”皆出于误传
   余玠遇上时疫，加上积劳成疾，渐入重病或病危（病革）长达十多天才去世的。病故的日期为1253年五月二十六日癸卯日下午戌时（6月23日）。《宋史•余玠传》记为“一夕暴下卒。或谓仰药死”，用词是准确的。
这儿提出了死因于“暴下”，指的是因时疫起病，转为大泻不止的一种病状。据载于光绪年的《开化县志•玠府君墓志》：余玠之前因宵征露宿而有臂恙，当时旧病发作，又吃了河鱼，（时值酷暑或染时疫！）因此余玠死于“暴下”，当是害痢疾类时疫至大泻不止无法抢救身亡，非是“猝然”而死。后附“或谓药死”，指有一种说法，一种传闻。并未肯定，也不作肯定。
查“或仰药死”的说法，出于野史性质的《宋季三朝政要》。该书既是录自传闻，记为“饮药而死”，并不意外。当时四川人闻得朝庭接连下了二道金牌，又听得余玠突然死了，在“无不如悲失父母”的悲情之余，可以想见的是，各种奸臣害死了忠臣的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气愤不平之情有待而发，各种揣测都是可能发生的。比如人们会议论说：那岳飞不是被秦桧下的十二道金牌返朝后被害死于风波亭么。余太师也被下了两道金牌，余太师宁肯饮药死节，岂会降志辱身。接踵而来的是接职者余晦。这余晦的任命，连徐清叟也上书说：“素无行检，轻儇俘薄，不堪重任如晦者当之，臣恐五十四州军民不特望而轻鄙之，夷狄闻之，亦窃笑中国之无人矣”。连徐清叟都看不起的人，竟由谢方叔派到四川前线来接任四川敬之如“万家生佛”般的余玠之职，引起川人的公愤，可想而知。
由余晦上任四川而牵涉到的王惟忠冤案，是怎么回事呢？此王惟忠听说接任的四川安抚制置使的名字叫余晦，早知其为四明（宁波）人，还是他的小同乡，晓得余晦是不堪重任，素无行检的花花公子，于是当众叫着余晦的小名儿笑着说：“余再五来也”。这句话虽然喊出了川人和余玠下属为余玠抱不平的心声，也为王惟忠自己后来的遭冤种下的“祸根”。
正史《宋史•余玠传》：“一夕暴下卒。或谓仰药死。”为其抱不平的人宁愿相信这后一句。原来只是录下一条“或谓”的消息，并不肯定，到了后来，就几乎成了公认的定论了。有的则将“暴下卒”句省“下”字，书为“暴卒”。如《辞海》、《中国历史大字典》等，连台湾高中军训课本中关于余玠之死均记为“暴卒”，中间省了一个“下”字，将大泻不止的一种症状，不经意改成了事发实然，所谓“猝死”的死法。这大概也是一种不肯定的肯定之法：若非被谋害，如何会“暴卒”！所以后来人，比如；《广济县志》（1994年版）则更肯定地书为：“余玠知有变故，愤懑成疾，于是年七月服毒自尽”。《中华军事网》载《四川旅游》的材料则进一步说是“被逼自杀”。还有更新奇的想象出于“文革后”1981年第一期的《西南师范学院报•余玠治蜀刍论》断：“余玠被暗杀的可能性最大。”
   这一疑问其实是不难断定的。
   首先，余玠死后，在朝的对手们对其逼害，所有手段无不用尽。在上述过的这么多“莫须有”的罪名中，如果真的是“服毒自尽”了，不是正好要抓的，算得上“自绝于人民”的现成“罪行”，可是，竟无人提及。编《宋史》的人，也知这“仰药死”的话，是后人在对比岳飞横遭迫害的境况，由传闻而添上去的，才加上不肯定语气的“或谓”二字。
第二，余玠是一个血性男儿，但更是一位同时代少见的充满理性的军事将领。糊里糊涂就引药自戕，与名将性格不合，在中国名将史上，也无先例可循。
第三，更确切的理由是：余玠于生前并不知有还朝召命。正史《宋史•余玠传》谓：余玠“闻有召命，愈不自安”的用语，也是出于想当然。
关于庚牌：是一种红漆书金色文字，以快马接力递送的御前急件。据《中国历史大辞典•金字牌》条介绍，从临安至成都，十八天可到，则日行约200千米。《岳飞传》记：“桧言飞孤军不可久占，乞令班师，…日奉十二金字牌，飞愤惋泣下”即此。据陈松《余玠传》计算，临安至重庆当十五天可达。五月十七日甲午（6月14日）由临安发出的庚牌，路上至少要走十五天，即到六月初二己酉（6月29日）日方可到达重庆。但这时，余玠染病十多天之后，于五月二十六日癸卯日下午戌时（6月23日傍晚）病故。余玠病故时，招其还朝奏对的金牌还在路上，本人根本不会看到。故尔由“庚牌”产生的各种推测揣度，包括最先出于元代人写的《宋史•余玠传》所表述的的“闻有召命，愈不自安”，也都是想当然加在余玠身上的多余的话了。
第四，反过来说：六月初三庚戌日（6月30日）临安收到从重庆制司快递呈上的奏报，说“余玠病革”的紧急奏报，知余玠病重的日期当在十五天前的五月十八日（6月15）左右。余玠边由重病至“医治无效”于二十六目逝世有九天，所以，“暴卒”之说，不成立。只是，因为十六天内理宗连下两道“庚牌”于关系“四蜀安危所寄”的重臣，碰巧的是余玠正在这时，由“病革”而于“一夕暴下卒”的期间，是误会产生的直接原因。
第五条理由：余玠“饮药身亡”说正史没有出处。即或是引宋史说，也只是“或谓仰药死”，并不肯定。后人读史，轻易将这“或谓”二字去掉，变“也许有”的事为“己经是”的说法，偷换了概念，且任其流传，至少是不严肃的。
事实是：余玠于6月14日（五月十七庚午日）第一道庚牌离开临安前多日，己积劳成疾，挨到第一道庚牌由临安出发时，己经“病革”，到了6月23日（五月二十六日癸卯日下午戌时），重病拖了十天，变大泻不止，才无救身死。《宋史•余玠传》记为“暴下卒”，用词是准确的。既然余玠在理宗颁诏下的第一道“庚牌”尚未及到达后重庆之前，就离开了人世，所谓“闻有召命，愈不自安”等语，都是衍文了。

作者: 七秩龄童 时间: 2011-12-24 08:38
   余玠声名生前遭诋毁身后受迫害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以余玠论，明人何新乔有专门评论说：“虽其专制西蜀。亦不过韦皋之在唐耳，非若刘辟、吴曦，有不规之谋也。”（《椒丘文集》卷23）指出了余玠治蜀中免不了有“专制”独断作风。他在四川搞“全民皆兵”，也免不了如现在说的“侵犯了人权”一样，会引起部份人的不满。不仅只如此，作为方面大员，与政见不同，上下猜疑，利益冲突，各类矛盾交织，情势要比单纯的个人作风上的缺点要复杂得多。
   1250年，余玠死前三年，赵葵被以“宰相需用读书人”为由，被挤出阁。赵葵是余玠年龄大十一岁的长者，是经过长期战争实践考验的军事家，对于余玠军事天才的发现、使用和得到理宗皇帝的重视，作出了“人梯”精神般的无私奉献。这时被“排挤”出阁，无疑对于余玠的继续有所作为，出现了迅速逆转的因素。
   1251年十一月，力主北伐，支持余玠，再次入相的郑清之病故。时左相为四川威州人、嘉定进士谢方叔，参政知事同知枢密院事的还有徐清叟，这人也是进士出身。谢方叔也曾上书详论“忠奸”，并不一定是奸臣，但这时却与徐清叟一道，排挤出赵葵，死了郑清之之后，除了对惟一在朝的右相吴潜（1195-1260）还加以迫害外，由于政见不同，对余玠也开始极尽诋毁的能事。
   1251年北伐兴元前，时为余玠左右臂膀的阳枋，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蜀阃余樵隐论时政书》点破：“明公力扶乾坤可谓勤矣，而毁誉并兴；功庇全蜀，可谓劳矣，而是非交起。廷言雄乌，物论雌黄，此又人之所深虑。愚以为蜀之忧不在蒙古，而在于强兵悍将，意实未孚，而肘腋腹心，倍费调停也。”他认为：余玠一往无前地准备出师“北伐”，主动出击蒙军的决心，会从根本上动摇自宋高祖赵匡胤“杯酒释军权”以来，逐渐形成的不打主动进攻战的战略思想，也预计会遭到有浓厚中庸思想支配的上层的非议。余玠是有文化有实践的军事统帅，而不是“庸儒型的统帅”，他如此一往无前的执着精神，无疑应为后世军事家们学习的楷模。偏偏的是，后世的对余玠崇敬之余的惋惜，无不与余玠没有“功成身退，明哲保身”相关。如与余玠同邑的清季大儒，康熙二十一年进士邑人金德嘉（1633—1710年）有诗《层峰山青著寺》即说：“青著僧房夜听钟，手提一剑下层峰。钓鱼山口成功日，何不还乡访赤松？”这类惋惜，对有无限热烈报国赤诚的余玠所持的，也是在认同上的不同见解。诗中提到的“赤松”，即赤松子。出《汉书•张良传》：“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耳”句。
《宋季三朝政要》对余玠功业作了充份肯定，但在“北伐”问题上，则不无保留，谓：“淳祐十一年（1251年），郑清之再相，因怂恿进兵，于是一意出师。虽有小捷，后至兴元，无功而返。十二年冬（1252年）十月鞑靼兵掠成都，薄嘉定，四川大震，皆玠出师之误”。就事论史，清帝乾隆云：“其出师本意，则非可尽非。虽兴元迎敌无功，亦未尝有挫失。若（说）蒙古之侵掠蜀地，自库图（阔端）之陷成都己然，不独此时也。乃以嘉定被攻，归咎余玠，不过当时庸儒畏兵之流妄腾口说，岂得为确论哉”（《御批通鉴辑览》）。与历史上对所有“北伐”主动出击持否定态度一致，对于余玠，在推崇的同时，竟无人肯定其“昧于勇退”的作为，悲夫！此乾隆则独具见地，令人耳目一新。
   1252年（理宗淳佑十二年）10月，蒙将汪德臣、火鲁赤经成都抵嘉定，余玠率兵迎敌。战前，云顶城悍将、利戎司都统王夔，不受节制。在一次调度中，他公然违抗，余玠召众将开会，即捕王诛之。王被诛，军队安定，英勇作战，一举粉碎敌人进攻。按军中举代制，王夔被诛后，所部由王夔原部下姚世安率领。姚是王党，军权仍在统制姚世安手中。当派人上任代位时，姚世安借余玠亦有“图己”之谋，一面闭关陈兵抗命，一面通过谢方叔住在云顶城的子侄，向左相谢方叔求援。谢方叔也是蜀藉人士，听了才能家子侄之言，出面调停。为了从大局着想，迫得余玠只好“降心相从”。嘉定之役大胜，但内讧却起。
   姚世安于平息事件后，为了泄愤自保，秘密收集余玠之“短”，通过买嘱谢方叔子侄的方法，向谢方叔告“密”，谢则轻听子侄之言，于理宗前谗诬，并散布“余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调停，且旦夕有变！”此为谢方叔出面迫害余玠之始。
   再说理宗，他于支持余玠抗战事业的同时，亦心生疑惧。畏于其战功，恐其以功臣名将拥兵擅制。按自唐以降，持蜀险以叛的将帅即有崔宁、刘闢、王建、孟知详等，往往“坐负险固，轻视朝庭，抗天子之命，吐不臣之语”。延及南宋，僭王称乱的吴曦，既是抗金名将吴玠的后人，也是积四世保蜀之功，阴蓄异志，叛逆朝庭的。想及此，理宗皇帝除了觉得余玠才干非凡之外，也有心将之用明升暗降的办法，将其撤换下来，只是尚未下最后决心。
   世人咸以为只有奸臣误国，岂不知谢方叔并非“奸佞”之臣，却迎合理宗对重臣的疑惧心理，积极主张撤换下余玠，并加迫害，开一代奸臣的“先河”。谢方叔利用徐清叟当值接近理宗的机会，多次说：“余某人不知事君之礼”，“陛下岂以为余玠握的大权，召之不至焉？臣度必不敢”。
   于是，1253年五月十七日庚午（6月14日），理宗发“五月甲午日颁发召余玠以本职赴朝奏庚牌”。请注意：发的是“带职”返朝奏对，而不是“工作调动”，更不是“撤职”，显见理宗对余玠的去留仍处在犹豫中。
   六月初三庚戌日（6月30日）临安收到重庆制司快递呈上的，说“余玠病革”的紧急奏报，理宗当日即颁下了第二道授余玠为“资政殿学士”的金牌。按“资政殿学士”，一般是由罢职辅臣充任，以示尊崇的，这时才表示余玠将因病去职返朝，但仍为朝廷重要辅臣。
   1254年，余玠死后一年，群小对余玠的诋毁打击变质而为迫害，大有“走资派还在走”，“罪该万死”，不再踏上一脚不会“终止”的味道。谢方叔即率先发难，上书诋毁余玠：“朝庭命不甚行于西蜀者，十有二年矣。今天毙此玠，乃祖宗在天之灵，社稷无边之福，陛下大有为之机也”云云。
   接任四川安抚制置使的人余晦，四明（宁波）人，前参政知事兼同知枢密院事余天赐的侄儿。也是在临安激起三学诸生公愤，要拦路打辱其人的侄儿。本人是花花公子。本来刚要余晦到湖北知鄂州守的，临辞陛，得余玠死信，改知重庆。这次突然给余晦的任命，连徐清叟也上书：“素无行检，轻儇俘薄，不堪重任如晦者当之，臣恐五十四州军民不特望而轻鄙之，夷狄闻之，亦窃笑中国之无人矣！”余晦上任后，于五月率兵数万败于盐亭。接着激叛了苦竹隘，南求忠以隆庆降蒙，甘润之以沔州叛，王惟忠失阆州。鉴于败政日甚，牟子才当即书：“四蜀则轻用余晦，以成一年之误。”
   1255年六月初七戊申（6月23日），侍御史吴燧首先从经济上入手，诬余玠“聚敛罔利，家有将国之财；其子如孙，一空帑廋之积而东。宜簿录其财以为国用”云。
   接着，又拾起余晦的“不堪重任”，将责任转嫁到前任余玠身上。八月，煅织了罪名“丧师庇叛，遣援迟缓”办成了王惟忠冤案后，十月再由王惟忠和余晦牵连到原来的上司余玠，声讨其“罪行”。刑部侍郎兼枢密都潘凯上书说：“王惟忠以助余玠，附余晦，既伏质东市，而余玠全死后之华，余晦逭生前之责，何以昭平明之治，服四蜀之心”；监察御使陈大方随声附和，朝庭于是宣布：“追夺余晦刑部侍郎，削去余玠削资政殿学士职名”。后来甚至连余玠在广济老家由继配黄氏和儿子建的的坟墓（衣冠冢），都被贾似道以寻找“罪证”的名义（实际是盗墓寻“宝”！）被扒开了！直至兴起文字狱，认定余玠为儿子取名就居心“叵测”，逼得余如孙改名为“余师忠”才“收兵”作罢。
   余玠死后第三年，政敌谢方叔为皇宫内官卢允升、董宋臣所恶，罢了相。谢方叔向皇室献琴、鹤、金丹，想复用，又被贾似道阻着。所以为余玠鸣不平的明朝人何乔新说：谢方叔“他日扼于贾似道，未为不幸也”！（《椒丘文集》卷23）也算是害人者必害己的稍快人心的下场。
   1258年十一月，在四川前线取得重大战役性胜利的情势下，宋庭为维系前线军心，余玠逝世后的第五年（1258年）十一月宣布追复余玠的官职。

作者: 七秩龄童 时间: 2011-12-29 08:56
   余玠
   是一位卓越的、有远见的、超时代的天才军事家
         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到了宋、辽、金、夏、蒙元时代，各种社会矛盾，首先是受民族文化矛盾的带动，都激发到了闪电鸣雷的程度。历史演化进程的本身也确乎是一条神龙博击于极其壮阔的波澜之中：见其头，不见其身；见其身，难见其尾。好比如产生于中国南部海洋里的飓风，设若它不是一次次地降临人间，而是几个顺序号，甚至是几十个顺序的飓风同时产生降临于大地，果真如此，那将是怎么地不得了，又将是怎能么地了不得啊。这样的自然灾害我们尚未见识过。但是如此规模的社会大动荡，却降临于宋元之际辽、金、夏、蒙、宋、大理、吐番等统治区的中国大地。从整体效果来说，如此规模的社会大动荡，竟然能被博大精深、无与伦比的中华文明，以无限的创造激情所包容，形成了中华民族规模最大的第三次民族大融合；而其过程，则正如四百年前法兰西作家蒙太涅写在法文本《中华大帝国史》书页上所赞：“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是多么地辽阔而变化无穷，无论是我们的前人，还是我们自己，都有没有彻底了解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人说：如果有两个希特勒，会把地球翻个身。这是人类进到了热兵器时代发生的事。然而早在距今八百年前的冷兵器为主的时代，有了一个成吉思汗，己经够格将地球翻一个身了，如果其时天不夭其寿的话。而且，希特勒不过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而成吉思汗，是成功的胜利者。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动荡中，时势造就了众多英雄人物波澜壮阔的人生。于前一百年，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是岳飞。继英雄岳飞后的百多年间，有名的英雄人物没有间断过。那么，英勇抵抗元蒙入侵英雄的代表人物是谁呢？与岳飞至少等埒，甚至有高于岳飞成就的英雄人物，当推余玠。余玠是一位“卓越的、有远见的、超时代的天才军事家”的评价，是姚从吾（1894-1970年）教授专门研究了余玠在四川山城设防、保障巴蜀、以及蒙古汗蒙哥战死钓鱼城等一些大事写了专著之后，于1967年总结发表两万字的《余玠评传》中论说的。姚教授这一命题结论于大量事实的充份发掘，纠正了前人的若干短见、陋见、偏见，总结得于事实之末，而并非心血来潮，搞个“翻案”文字。囿于历史环境，姚教授对于余玠的籍里身世，尤其是出生年月无法落实，比如他认为余玠必有“家传”（谱谍？），就无法看到。不客气地说，先生“纠正”之余，仍有迎合前人的地方，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当然见仁见智，人各有执，没有责备之意。姚先生的愿望，经过后来者的大量补充，余玠“卓越的、有远见的、超时代的天才军事家”的光辉形象就更为翔实充满了。兹将荦荦大端，胪列于下：
——他是从高等学府白麓洞书院深造出来的，具有深厚造诣的天才兵法家，天才军事家。实践检验真理，功业即为印证。白鹿洞书院暨为国家培育出了大批理学人才，更造就出了余玠出类拔粹有文化的军事统帅人物。前此的军事谋略家如姜尚（太公姜子牙）、鲁肃、诸葛亮、周谕、岳飞、韩世忠、孟珙等，谁都无此际遇。
——他与继配巾帼英雄黄氏夫人在家乡首创设伪置险的抗蒙村寨。如今，黄婆墓、碑保存完好，黄婆传奇故事民间至今流传。
——他是自宋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以来保守的战役防守战略的积极反对者；主张相机主动出击，赞赏赵葵北伐收复三京。两人开始地位相差悬殊，而一见如故，基本原因在于所见略同，心意相通。
——他“出山”仕游淮东，受知赵葵是基于对“出山”时机的精明判断：金政权灭亡，宋理宗“端平更化”；而名将赵葵“端平入洛”，与赵葵北伐收复“三京”出师未捷，壮心未己，感到“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急需余玠这样的人才的襄助之时，将大有用武之地。并不是如历史囿见所认为的“参军动机”是“杀人亡命，投军自效”。
——他于奔亲丧“守制”时，应邀参加家乡蕲州城保卫战中才“初用兵”，一举非凡，受到了兵援蕲州的大将，枣阳人孟珙（1195-1246年）的亲自考察。对其军事指挥的才干造诣，经过名将孟洪上达“天听”，受到了理宗、赵葵、魏了翁、洪咨夔等人的“括目相看”。
——他在淮东领兵五年，作战英勇，一往无前。从戎的第四年1237年，余玠40岁，因安丰战役立了大功，官升三级，“权发遣招信军兼制司参议官。”1238年蒙军都元帅察罕率兵80万围庐州（合肥），招信军应援尾随追堵，被击败于天长而遁去。理宗下诏褒扬：“招信余玠之援亦来，军声不为不壮。”1239年，余玠率舟师沿泗水溯黄河，经毫州深入河南（洛阳），千里奔击，与蒙军鏖战，所向皆捷，全师而返。1240年又连秩三级，擢淮东提刑，兼准东制置司参谋官。1241年，淮东各部与察罕军于安丰会战40余天，大获全胜，余玠拜大理寺少卿，升淮东制置副使。一步一个脚印，他的灵活多样的指挥艺术和组织才能经过了战火的残酷考验和证明。
—— 1242年奉诏赴临安与理宗皇帝奏对时，是敢于向皇上建议改变重文轻武历史传统的先行者。经过余玠的争取，有力地提高了“哙武”之人在朝廷中的地位，初步改变了文人看不起武人的传统。从后十年看，这一“建议”，在枢密院人事配置上，得到了充份重视。赵葵1242年五月至于1250年入阁九年，可作印证。
—— 他带兵二十年，所率部队，从来没有“这家军”、“那家军”的烙印，而是兵精将强的国防军。这是他带兵的最大特点，也是他一大不同凡响之处。可以比较南宋的名将所带的部队，如岳飞的岳家军，吴玠至吴曦祖孙据蜀四代的吴家军，赵范、赵葵兄弟与赵方的父子军，孟宗政孟洪的忠顺军，包括戏曲节目中人们常常看到的“杨家将”所带的兵马，无不带有私家军队的印记。余玠1242年以“军政一把手”上任入蜀，时由四川“让出位置”调到襄阳的孟洪，耽心余玠单骑走千里，没有威风，派了6000京湖兵由焦进率领着为余玠护驾，照常理说，就是余玠元帅的亲兵了。可是，京湖兵在四川驻军5年后，便令其返防京湖。这在中国，直到民国手上，拥兵便是草头王，有枪便有一切，一直被奉为权势者的金科玉律。这条“玉律”早八百年前就被天才的军事家余玠所不齿了。即如送余玠入蜀的六千京湖兵的头头焦进，是很可以为余玠收编视为“家臣”的，余玠都不动心这样办，足证其毫无军伐拥兵自重的小算盘。
   ——他是带兵与无敌天下的蒙军对阵二十年间大小百战，是世界上唯一使横行欧亚两洲，使地球几乎翻了个跟头，行动“聚如山丘，散如风雨，迅如雷电，捷如鹰鹘”的蒙骑望而生畏的天敌，使敌人“逡巡却避”之不及，属于当时举世无双的常胜将军。（没有“全胜将军”！）
——他入主蜀政时提出的《经理四蜀图》包括量才启用人才，起用地方实力，推行“兵民”政策，设险以步制骑等内容，尤其是建立战守一体，耕战结合的村寨行政体系，将一场仅由“朝庭”进行的反侵略战事，变成为民众与官兵共同进行的保家卫国之战，是余玠超时代战争思想的体现。
——他的整体战略思想着眼于编织山城防御网（体系）。这种以各各山城险固为点，以四川水系为线的纵深防御网络，利于我方的后勤补给调度，而将敌人引入无限止的局部战斗之中；积与敌人的局部战斗为敌人的持久消耗，无疑是余玠之所以治蜀成功的重要举措。
蒙古汗蒙哥征蜀时，元臣郝经献《东师议》曰：“限以大山深谷，扼以重险荐阻，迂以危途缭径，因险以制奇，遂（将）形成以有限之力，冒无限之险，（臣以为，不为之取也）！”要求蒙哥改变作战方向，“宜出荆楚，以定东南”。蒙哥不听。于1258年蒙哥再度督师攻打合州，6月，汪德臣攻入合州城下，为飞石击中身亡。7月，蒙古汗蒙哥战死于城下，只得北撤，缔造了中国战史上以寡击众成功的典范。
   余玠在四川经营的“山城防线”曾在高丽（朝鲜）抗蒙作战中被成功借鉴。
——余玠捐躯报国，不畏斧钺的精神，同时代就引为楷模，得到了武将一致的公认。时为宝祐进士的谢枋得（1226-1289）于《叠山集》留下文字说：“某从先朝名将游，泛论政事，自端平甲午（1234年）至景定甲子（1264年），儒以时文名。而捐躯报国，不畏锋钺，能使武夫心服，为国家延数十年之命者，仅…余玠…数人焉。”
——宋亡後三年，钓鱼城守将王立降元。宋兵在钓鱼城抗蒙从公元1243年至1279年，长达共36年。又如，位於泸州的神臂城，历经宋蒙五次爭奪，也到宋亡以后一年的1277年，才被蒙军最终攻陷告失，坚守长达達34年。以当时宋蒙战争形态而言，余玠的战略布署，象是屹立全蜀的多座战斗堡垒，具有多方面的功用。鉴于用“分队迭战”，“弓矢、布阵行堵”的陈法对付蒙骑己失去作用，用以险制骑，有效地扼制了“聚如山丘，散如风雨，迅如雷电，捷如鹰鹘”的蒙骑的凶猛，从战术价值上说，也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一项捷作。

作者: 七秩龄童 时间: 2012-1-7 09:06
余玠出师未捷承继有人
1249年，余玠令都统甘闰率兵于合州之北，嘉陵江南筑青居城，为“八柱”之一。令张实修“得汉城”,余玠下了决心准备出师“北伐”了。取名“得汉”，“收复汉中”之意己在词中。
1250年，理宗淳祐十年，余玠五十三岁。三月，擢龙头阁学士。十月，理宗下诏：“余玠任四蜀安危之寄，著八年经理之功，敌不近边，岁则大稔。既寝还于旧功，将益懋于远图。畴其叫勤，足以褒勉。可进官二等。”由此可知，经过八年的努力，余玠向理宗慷慨许诺的“愿假十年，手挈全蜀之地，还之朝庭”的理想己于八年间提前实现了。以下则认为应该开始战略反攻，为收复陕南失地，要进行主动出击的“北伐”战争了。盖因陕南一带，自古为“蜀口”，为“治蜀咽喉”之地，不拿下兴元要地，全蜀的安全没有最终的保障，形势所迫，并非余玠好大喜功，不明进退节制。
1251年．宋理宗淳祐十一年，余玠五十四岁。为了出兵“北伐”，余玠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首先，命专司筑城的都司张实于巴州前沿新筑平梁城。“正月九日（2月1日辛未日）兴工，三月既望（4月8日丙子日）毕事”。其取名“平梁”，即为“抚平梁州”之意。
自1236年后，蒙将夹骨龙谷带经营兴元行省。《兴元行省夹骨神道碑》写：“内治堡垒，外增鼓柝，烽烟得警，日夜十里不绝。…官舍居第，皆高榱巨栋，重粢牡瓦，宏壮奇丽。”自贵由汗死后，这儿是蒙宋被分割开的前沿阵地。余玠北伐，当以此为目标。余玠本人，此间即在此左近处小宁、平梁、得汉诸城间亲率“诸将巡边”（《宋史•余玠传》）。
第二步是完成“包围”。平梁城筑罢，任谭渊“权知巴州”，“知东路军总管”（嘉庆《四川通志•谭渊修小宁城题名记》）；余玠本人则亲率中军“击败利路军元帅王进”（《兴元行省夹骨神道碑》）；以播州先锋赵寅率兵5千于西县（沔西）与蒙军战，“三战皆捷”（《杨文神道碑》）。从而对兴元己形成包围势态。在余玠大军压境下，蒙将古扈、牛西被擒，文州王德新弃蒙反正（《雍古公神道碑》）并烧毁唯一通外桡道，表示以期必拔决心。
包围完成后，即以重兵攻兴元。城外则“钩炮梯冲，围城数匝”，“兜鍪夜烛，城为之赤”；城内则“昼或荷甲传食，夜则画地分守”。双方都全力投入可知。此时蒙军各路援军纷纷应援：汪德臣星夜驰援；郑鼎新率兵重修栈道；蒙军凤翔都元帅秃薛靠捉住的宋卒领路，从陈仓古道直奔兴元。
余玠遇此强敌，知道不能与敌人硬拼，没有大胜，也己“浅尝”，如是决定佯设虚寨，从容班师。
六月，向朝庭贡“北马500匹”献捷。理宗赐“银合夏药”为奖。
同月，蒙古由拖雷长子蒙哥推为大汗，结束了“三年无君”局面。蒙哥决定由其弟忽必烈（即后来的元世祖）领治蒙汉军民，又以带答儿统四川蒙军“仍前征进”，恢复了以前南宋主动出击的态势。
1252年．宋理宗淳祐十二年，余玠五十五岁。
十月，进行了有名的“蒙宋嘉定会战”。余玠自率各路援军伺机而战，也打了个大胜仗。于出师前，用计诛杀了云顶悍将、利戎司都统王夔。王夔为宿将，长期驻云顶、汉州，有精兵8千。其人平日持功骄恣，桀骛无节制，为历任蜀帅所难。又累用酷刑，压榨乡民，亦为蜀人痛恨，时人呼之为“王夜叉”。余玠入蜀后，早有诛杀王夔的打算，以患其党众，又握重权，恐轻动危蜀，投鼠忌器。嘉定战前，王夔奉命赴援，召其入帅府议事，被执斩首。
1253年。宋理宗淳祐十三年，余玠五十六岁。
此年蒙古汗令皇弟旭烈兀率军第三次“西征”欧洲的同时，忽必烈率军突破大渡河侵大理，攻入吐藩。吐藩僧人八思巴到开平见忽必烈。
由于时疫，加上积劳成疾，余玠大约于五月中旬得病，到了五月十八乙未日（6月15日）左右，己进入重病或病危（病革。革，音疾。）状态，当即向临安发出了“余玠病革”的紧急秦报。到了五月二十六日癸卯日下午戌时（6月23日傍晚），重病拖了九天以上，变大泻不止，救治无救身死。《宋史•余玠传》记为“暴下卒”，即此。）
余玠病重的“奏报”，从重庆发往临安，快马要15天。六月初三庚戌日（6月30日），当临安收到重庆制司快递呈上的“余玠病革”的紧急奏报后，理宗当即于庚戌当日颁下了第二道“金牌”。在前一道于五月十七日甲午（6月14日）发出召余玠还朝“奏对”的“金牌”之后，再发了授余玠为“资政殿学士”的第二道“金牌”。以这两道“金牌”据传递速度可知，余玠生前都没有看到。六月十三庚申（7月10日），即余玠逝世后的第十七天，这时临安朝庭内部，当己知其逝世的确信，于是命临行陛辞将赴鄂州上任的余晦改为“四川宣谕使”，立即赴蜀接职。
余玠病故的消息是在死后五十二天的七月十八甲午日（8月13日）才对外公布的。（《宋史•理宗记》）为什么过了近两个月才公布死信？应认为出于军事保密的需要。
余玠“出师未捷身先死”，固然留下了遗憾，为后人叹息；然而足慰世人的是他的抗蒙事业后继有人。余玠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的思想是超前型的。当时赵葵的部队，称“赵家军”；岳飞的部队，称“岳家军”；孟珙的部队；称“忠义军”。可是余玠带兵二十年，带的就是“国防军”，从不见“余家军”的说法。余玠赴重庆上任，孟珙为了保卫安全，送了6千人马“护驾”，用毕就个其归还原来建制。余玠作为方面大员，西线统帅，可是与上司、下属，既无帮派，也无势力圈子，连自己的家属子女，一个人也不带在身边。而他经过十年培养出的接班人如俞兴、王坚、张钰、张实、韩宣等，都用事实证明，是独挡一面的将才。后来俞兴官至四川安抚制置使；王坚“百战弥厉”，是致死蒙古汗蒙哥和汪德臣的大将；张钰至1275年仍以制置副使知重庆，与元兵作殊死战斗；张实是苦守苦竹隘遭敌人肢解的悍将，至明季洪武五年（1372年）还于昭化（属广元）为其立庙致祭；韩宣于1261年任常（德）、辰（溪）、沅（陵）、澧（县）、靖（州）五郡镇抚使等。
余玠死后的第一年（1254年），他大胆起用的名将王坚升知合州，继承余玠遗志，使合州成为西南重镇。
余玠死后的第三年（1256年），由他起用的另一名将俞兴再次击溃蒙军对嘉定的进攻，理宗以其有功，下诏尽释其父俞“大忠之罪”。并于次年升四川制置副使，再三年升四川制置使。
余玠死后第四年（1257年），蒙古汗蒙哥亲率十万大军侵蜀，连下四座“坚城”，屯兵合州城下，亲冒矢石，指挥攻城，为王坚所坚拒。时蒙臣商挺劝蒙哥“万乘岂宜轻动”！不听。米阿八赤、郝经等人想以“宜出荆楚，以定东南”，引开蒙哥不必滞留在四川，也不听。
余玠死后第五年（1258年），蒙哥再度督师强攻合州。王坚、张钰按余玠生前的既定方针“负险固守，百战弥强”。六月，汪德臣攻入合州城下，为飞石击中身亡。七月，蒙古汗蒙哥战死于城下。关于汪德臣，史籍记为“引军至合州钓鱼山下，病死”。蒙哥则记为“病殂”或“殆于军中”，均讳言战死。可参见姚从吾专论：《元宪宗（蒙哥汗）的大举征蜀与他在合州钓鱼城的死》。
余玠所经营的泸州神臂城，经过五次易手，一直坚持到1277年十一月（12月）才最终陷落。从1243年余玠委曹致大“领安抚使行州事”于泸州创筑神臂城算起，共屹立于抗蒙西线长达34年之久。（《元统一志辑本》卷5）
余玠功垂后昆，不止于此。元季苏天爵著《元朝名臣事略》内《平章廉文正王》篇载：廉正希于余玠死后一年的1254年上任京兆宣抚使后，东川帅钦察（1260年上任）获知州张炳文，兴戎司统制王政，廉正希临放他两人时，请他两人带一封信给余玠，要求与余玠两人间各不相犯，彼此“谨守疆界”云云。当然此官昏昏，一时传为笑谈，亦可推知余玠死后多年，在川人心中“如失父母”，而在敌人的心目中也仍然“健在”的音容身影。

作者: hlx 时间: 2012-1-7 09:52
楼主辛苦了。
继续学习

作者: 武穴一把手 时间: 2012-1-7 10:04
虽然对历史不感兴趣，但还是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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